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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式民调使参与者形成了真正的意见。了解事实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与其他不同观点互动同样也是。讨论和协商比阅读评论能更有效地磨合各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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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这样的互动远远不如以前来得频繁。我们通常和观看同一个新闻频道的邻居聊天。如果碰到不同的观点，我们学会了改变话题的生存策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进行如市民大会那种跌宕起伏的讨论，因为不曾倾听他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也就得不到深思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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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父们效法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民主政体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他们忽略了雅典式民主最激进的创新：随机抽签法。在雅典，绝大多数官员和立法机关代表都是抽签入选的。他们的目的不是选择最优秀的公务员，而是想找到最能代表公民意见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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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陪审团使用随机抽签法，可对国会议员的选择这么做就不可想象了。协商式民调根据雅典的思路做了反转。最初的民调使用随机抽取的公众，之后则邀请这一群人（大约300～500人）参加会议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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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雅典，随机样本所做的决定就是法律，在美国这决不可能。盖洛普公司的民调同样如此。民调结果来自非官方的私人机构，不具有任何法律地位。然而，我们逐渐意识到精心设计的民意结果会获得媒体报道，并开始进入政治对话过程。费什金希望，协商式民调也能成为对话的一部分。协商式民调向选民和领导者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意见来自知识和审议；对事实进行审慎评估后，人们再决定是否支持某种政策。政客们必须向选民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理的，比如：“我投票支持该法案，因为民调说我的选区有60%的人都支持它。”协商式民调为领导者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立足点，去支持明智而现实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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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权衡长期和短期后果的事务（如“棉花糖实验”）中，协商式民调过程中发生的观点改变尤其惊人。按照典型的民意调查方式，许多人会表示他们不愿意此刻做任何牺牲以换取将来的回报，但理性的公共政策往往要求人秉持这种长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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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2012年发起对《31号提案》的倡议投票，这是个有趣的例子。这次投票采用了协商式民调，费什金帮忙做了设计。民调和小组讨论列举了加州利福尼亚法律的30种潜在改革方案，6种方案得到了民众的认可。《31号提案》，也就是《政府绩效和责任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Act）把这些方案都装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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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改革方案要求州立法机关不得通过有特定指向的法案，以增加或削减税收，除非立法机关有方法补偿额外的成本或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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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要求既不偏向自由派，也不偏向保守派。它只是满足现实要求而已。除非已经知道价格，你才会购买汽车或公寓。没想清楚失去薪水后怎么支付账单，你也不会立即辞职。支出项目或减税计划也是一样。如果要投票通过法律，立法机关应该把它的成本一并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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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前的制度不太鼓励这种治理方式。自由派知道，要让人们支持“政府免费派发福利”的意见很容易。保守派知道，公众爱死了无条件的减税计划。但两派也都知道必须为这样的法案付出代价，他们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招数来粉饰后果。保守派相信应该“饿死巨兽”。减税让政府把钱用光，就不得不削减开支。而且，削减开支对那些得到减税优惠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政治后果。自由派认为，权利一旦赋予民众，就永远不能后退。最终，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加税。这两种策略都不诚实，因为它们把利益与代价割裂开来，两者都未进行真正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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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式民调的参与者们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但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们却没有。《31号提案》仅获得了39.5%的支持率，输得很惨。事后有人分析指出，选民从未真正理解《31号提案》。这部法案虽有个含糊其辞的名字，却是一套一揽子改革计划，没法用一两句话就说清楚。在加利福尼亚州当年的投票活动中，还有其他10项提案跟它竞争，所以法案挣扎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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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号提案》还得到了死亡之吻：来自加州利福尼亚共和党的签名背书。由于共和党人没指望在萨克拉门托市通过任何东西，那就不必考虑它对减税措施的限制。他们认为可以借《31号提案》之手，限制议会（正处在民主党控制下）的支出。民主党和工会反对这种手段。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大概是头一次在选票上看到该提案的名字，他们一见到共和党背书，便按党派立场投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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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费什金移席斯坦福大学，设立了协商式民主研究中心。他在20个国家组织了70多次协商式民意调查。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在日本的札幌讨论除雪问题；在加纳讨论城市扩张问题；在韩国讨论半岛统一问题；在保加利亚讨论对吉普赛人的政策；在坦桑尼亚讨论天然气收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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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规民调相比，协商式民调成本很高。出资人必须支付给数百名参与者出行和住宿的费用。但对重要的政策问题，这样的成本其实微不足道。想一想为了说服公众相信气候变化花的那些钱吧。这是一场亿万富豪间的战争，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和托马斯·斯泰尔（Tom Steyer）挥舞着支票本决斗。如果协商式民调的结果支持一方立场，且结果令人信服，那么花这点钱就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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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觉得如今美国的政治太趋近于两极化，协商式民调也没办法带来改变。边缘理论大师没指望汇集信息灵通的大多数，素来习惯信息匮乏的选民们则还是老样子。不管协商式民调在执行时多么谨慎，总会有人表现出偏见。他们会说，那些在协商式民调中改变主意的人被洗脑了，或者一方的论点没有得到恰当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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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论点也可以放到传统民意调查上。任何对投票结果不满意的人都可以发起自己的调查。今天，各类民意调查数以百计，有左倾的，也有右倾的。新闻媒体和公众在解读民意调查方面越来越成熟。我们知道，真正有效的民意调查是不偏不倚的，在准确性上有长期纪录可供查询；我们还知道，许多民调的加权平均数比单次调查数据能透露更多的信息。候选人走向失败的标志就是他说民调结果错了，只有他自己竞选班子主持的民调才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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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式民意调查不必说服每个人。它们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是那些横跨政治频谱，对问题所知所思不多的人。他们在公众里占了很大比例，正如本书的调查所示。有一点想来所有人都会同意：建立在事实和思考上的观点总好过无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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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大迁移：移动时代知识的真正价值 19 “狐狸式”的广博胜过“刺猬式”的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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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库斯（Archilochus）没有著作存世，只流传下只言片语。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比乌斯（Zenobius）编撰了一部谚语集，收录了出自阿尔基罗库斯的话：“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知道一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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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模模糊糊的话总是萦绕在西方的想象世界里。1953年，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为它镀上了一层标准的现代光泽：刺猬是一个专家，能把所有事情都跟重大核心概念联系起来；狐狸是个多面手，对各种方法抱持开放心态，对彼此矛盾的观点也能理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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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的定义，狐狸和刺猬就成了风行一时的流行语。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把狐狸当作自己博客的标志。2014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当代的狐狸对决刺猬”这样的标题描述两家快餐连锁店的竞争。“在这种场景下，麦当劳是狐狸，为了保持领先位置，朝着各个方向连续开火。温蒂汉堡则走刺猬的路线，不是把自己蜷起来变成带刺的保护球，而是扩大自己的核心汉堡品种，并引入了一个极为成功的创新招数：椒盐脆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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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用狐狸和刺猬打比方的人几乎都是为了赞美“成为狐狸”的美德。狐狸是个多面手：思想开放，以事实为基础，有创业精神。刺猬只专注于“重要观念”，不管它是否切题。正如人手里一旦拿着锤子，就会把所有问题都看成是钉子。沃顿商学院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以跟踪专家预测的错误著称。大多数时候，智库专家（刺猬）并不比小报的胡扯更准确。泰洛克发现，跟“记者或《纽约时报》善于思考的读者”相比，有资历的专家们并不擅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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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展现的结果为“狐狸”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常识性的与背景相关的简单知识竟然出人意料地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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