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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佐藤的书中，我们看到从晚清新政以来，地方社会突然由一层变为两层。就像是第一章提到地方自治课题中，城镇乡内可以细分为城自治区与乡自治区。而且，在由上而下加上一层之后，还要将两层变回为一层，期望一切皆在中央“制度化”且能掌握的范围中。因应新的局势而出现了好几种现象。第一，不同层级的地方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第二，新旧之间的关系；第三，“下”与“上”、“上”与“下”之间更衍生出许多新的关系，它们往往互相循环取利，到底是“假意”或“真情”，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许多处还与在地的复杂实况相关。伴随行政区域的设定之后，带来税收、政党利益乃至官民人际网络的纠葛，我觉得佐藤在书中对这些极为复杂的层面做了很细致而有见解的处理，而这些层面是由“上”而“下”俯瞰时所不易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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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复杂的状况不免使我们感到，一次又一次的新政策、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究竟在地方上造成什么影响？好比一位篮球选手带球上篮，一般都只注意他上篮的动作以及是否得分，却忽略了他一路拍打篮球之际，每一次拍击，球的内部所承受的力量、撞击地板的角度，乃至于球的反弹都相当不同。拍打得太过用力，说不定球要泄气甚至破了；拍打得不够，球可能弹跳不起来。一方面篮球撞击地板，一方面则是地板将之反弹而起，这些变化，就像是地方社会产生的变化。如果我们一直只从全国性的角度，或仅从制度方面着眼，等于只是注意带球上篮及得分与否，不免忽略了球员拍打时篮球内部的变化。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在观察历史变化时，如何既观赏带球上篮的动作，又能注意到每一次拍动篮球时内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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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书中有几章在讨论盛泽、嘉定、陈行等地方社会内部的变化。盛泽的新知识分子在推动平民教育同时，也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使得“文明化”并不能涉及农村范围。而嘉定的政争，虽然只是一项夫束赋役改革，却凸显了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关系，并非能轻易革废。至于陈行的地方领导阶层，经由收集竹枝词来贴近百姓生活，并以乡土志诉诸“合群”与“改良”的观念。总括来说，无论是通过乡土志教科书内容，还是竹枝词民谣所展现的地方意识，地方势力与秩序都在不间断地重组，而来自中央的态度、政策及主流舆论的方向，往往是最大的划分力量。时代政治局势及思潮之起伏，其实与地方上不同势力之间的起伏也有分不开的作用。譬如书中提及夫束改革，即与晚清立宪派、革命派之势力起伏相关。这些看似地方派系的对抗，背后常有政治意识的主导，进一步演变到民国初年成为政党对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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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我个人的专业，我最感兴趣的是近代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下渗的部分，还有新思想运动中它们向下渗透、扩散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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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认为市镇社会是这个新思想运动的末梢。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观念下渗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筛选。那么，何以在广大的词汇、概念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到达下层社会？这些思想、概念又在地方社会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地民众对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它们为何与地方精英、现实派系的划分或权力的布局息息相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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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地方社会是不是因为新报刊的流播，而出现一种“合伙人效应”。在佐藤的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新式精英惯于透过媒体，形成舆论，进而造成影响，如《疁报》这类在地媒体，对地方社会起过很大的作用。[1]近代地方“舆论社会”的形成是一种新的现象，胡适曾在一篇英文文章这样提醒我们：“突然间，在地方出现大量的刊物，它们形成地方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小小的地方社会中，向来都是仰赖大都市提供知识的，它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舆论社会。”[2]而这个舆论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社会“政治化”了，它们反复发挥动员力量，成为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也造成地方势力的重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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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舆论社会”，我想借用智利小说家赫纳罗· 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1889-1946）的《合伙人》（El Socio）中的情节稍作说明。《合伙人》借沸腾股市中的一个小人物，烘托智利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小说主角胡亮做生意很不顺利，常找人调头寸，却常常被人问到合伙人是谁？他索性就捏造了一个英国合伙人——戴维思，从此大发利市。人们于是不再相信胡亮，只相信他所捏造的合伙人，甚至最后弄得胡亮不得不安排一场假的决斗，将他的合伙人杀掉，并登报声明。但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胡亮在商场腾空而起，倚靠的是戴维思；后来他一败涂地，也是因为合伙人戴维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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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近代中国“舆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一种“合伙人效应”，即订阅或批读新式报刊的人，在仿佛之间往往想象自己在某些地方有一群合伙人。每天送来的报刊也像一位定期来访的合伙人。这些合伙人的数量很大，彼此并不认识，却隐隐然关联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个设想与Benedict Anderson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由“印刷资本主义”产生“想象的共同体”不无关系。我认为是有一群散布在各地、互不相识的读者，共同接受某一思想观念，隐隐然认为互相之间是“合伙人”，再由这个合伙人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合伙人群体是想象的、虚拟的，唯一的关系只是共同阅读；可是在巨大的时代氛围中，他们成为地方上象征权力的拥有者，而且支持或反对这些概念，成了划分派系、分割权力的工具。一旦大气候变了，“合伙人效应”当然也会面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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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的书充分吸收中、日史学界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他深入“地方性史料”，大量运用地方刊物、报纸、杂志，而且尽力掌握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分析新旧政见与各种势力，这些势力既是思想意趣的，又是现实利益的，它们层层套叠又循环取利，构成了一幅色块斑斓的印象派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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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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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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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外，佐藤另有《20世紀初頭の中国における地方政治と言論——江蘇省嘉定県の地方紙“疁報”に即した初歩的分析》一文，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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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5册，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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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赫纳罗·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著，曾茂川译，《合伙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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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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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着眼于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的市镇社会，讨论这一空间以及从中生成的乡土意识，还有地域社会的变化过程。首先想说明的是，为何以清末民初和江南市镇社会作为时空分析对象，从中又打算厘清什么问题呢？在序章中，打算以四个部分说明：第一、第二部分分别在江南地域史的研究脉络和清末民初史的学术源流中，提示问题之所在和本书的论点。第三部分解说本书所使用的地方文献。第四部分则阐明本书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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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地域史研究的问题所在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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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地域史研究的成果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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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江南的地域发展脉络时，被称为市镇（或乡镇）的农村商业聚落一直受到重视。伴随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经济政策的历史性大转变，市镇被称为农村工业化的中心，开始备受瞩目。这一农村政策的理论性依据，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国独特发展模式，即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防止农村过剩人口向大都市涌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1]这一发展模式也被认为是“内发发展”的可能性之一，亦即不将发达国家形式视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准绳，而是摸索相应于国情、地域条件的发展形式。[2]但是今天大都市的经济发展、人口移动等现象变得非常显著，当时被提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近代化模式，进入了接受历史使命评价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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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镇乃至市镇间网络视为中国农村的内在发展孵化器来重新评价，定位江南市镇发展的研究，也成为史学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主题。特别是在农村政策中提倡“苏南模式”，显示国家将江南市镇作为发展类型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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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费孝通即提出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先驱性构想；因此在前述的发展模式转换中，对费孝通一系列学术研究成绩进行再评价可说是自然之事。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进展，是以明清市镇的长期发展过程和经济机能的研究，其中多数研究者使用地方志，发掘史实。[4]近年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进一步产生了多种主题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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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目光转向日本学界。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森正夫、滨岛敦俊等明清史学者与当地研究者合作，实施田野调查，并刊行了部分成果。[6]从中可看出两项特点。第一，过去依赖发展阶段论、根据文献推动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努力对作为广义生产场域的地域社会进行总体性掌握。第二，通过对市镇、乡村社会多面向的口述调查、景观调查、史料调查等，试图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回溯性理解。在传统中国尚可能“遗存”的20世纪80年代，注重社会的连续面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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