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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江南市镇社会史对以明清为主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方面取得了深厚的积累。但另一方面，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研究依然不足。关于这一时期，尽管存在朱小田、包伟民等人的研究，仍有尚未探讨之处。[7]与以明清时期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情况相比，清末民国时期分析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近代中国“发展”的焦点都转移到都市上海，相对轻视了作为腹地的江南。[8]立足于“作为广义生产场域的地域社会”观点，江南仍是一个重要地域，是毋庸赘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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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无论以明清还是清末民国时期为对象的作品，都存在分析过于集中在市镇经济职能的问题。故此，关于被奉为“圣经”般的费孝通著作阐明的“乡脚”，[9]战争期间日本人调查指出“町村共同体”（即乡镇社会）拥有的社会圈、文化圈及其变化，尚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10]尽管近年地方政治结构变化、民间信仰、社会生活、不动产等面向讨论市镇社会的著作，填补了许多空白，但尚须探究的空间还是太大了。[11]解析以下的各项问题，可以直接对市镇社会的变化获得总体性把握。这些问题包括：清末地方自治制度实施以后，地域的制度化和市镇社会的再组织；伴随地方政治结构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学校教育及平民教育在市镇的实施情况；市镇的精英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等文化圈的存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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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江南农村的社会结构及空间性，提出最具涵盖性模式的，是滨岛敦俊。滨岛关于江南农村水利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日本型的“村落共同体”，在据此探究江南农村如何成立的过程里，主张共性集中体现于民间信仰（被合称为“总管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整合上。[1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江南社会必须根据以下三层结构加以理解：以富农为中心成立的村（“社村”）；居住于市镇的生员、商人们所肩负的“乡脚”世界；以乡绅卓越的政治统合能力为核心的县域社会。[13]与本书强调市镇社会之空间性关联而言，笔者认为滨岛的论点极为重要，即随着16世纪以来商业化进展，以市镇为中心的经济圈、社会圈（即“乡脚”的世界）之形成，市镇的城隍庙、东岳庙和村社的土地庙之间，组成了“解钱粮”的从属关系。[14]这一框架的有效性，体现在民间信仰、语言文化、地域社会的领导权形式上，可以对地域社会进行整体且多元的掌握。笔者虽以滨岛提出的江南社会三层结构为基础进行分析，但由于三层结构是针对传统时期所提出的分析模式，所以本书分析对象——清末民国时期，是有必要留心变化的面向。[15]换言之，即伴随近代国家建设时地方“制度化”的实际情况。由于科举制废除和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引进，产生新的精英阶层与地域社会领导权的改变，加上文明概念的出现，民间文化被认为是“迷信”的问题，笔者认为很有分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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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社会论”与清末民初江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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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究微观地域社会的共同性及统合的实际情况中，日本学者主要是在华北农村调查及进行村落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史的“地域社会论”讨论。前者聚焦于村落社会，讨论共同性的形式，对江南社村的比较研究颇有裨益。[16]后者所言“作为广义生产场域的地域社会”之框架，对于本书分析市镇社会的多层地域社会而言，具有深刻的关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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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地域社会概念解释“传统中国”的形成，在引进清末民国历史分析时，具体又是采用怎样的视角呢？在此以山田贤的问题为基础略加说明。山田把森正夫提出的地域社会，比喻为作为实体概念的地域和作为方法概念的地域“两个重心的不安定椭圆”。[18]以前者为主题探讨清末物质再生产的情况时，伴随民族国家形成，有必要分析国家中央、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制度对地域社会的渗透过程。当然，这不意味着国家中央、地方政府设计的制度原封不动地被用于地域社会；在地域社会中，非正式、半正式形成的物质再生产机制被纳入各种制度中，还须注意各种势力在接纳新制度时，也存在异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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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重心可以提出精神方面共有的秩序意识。在危机的时代，值得注意地域社会“因与国家的‘机能同型性质’，当整体秩序已处于难以维持的危机中，独立性的‘地域’被视为恢复秩序更有效的方法，而为人所选择”。[19]近代中国王朝秩序危机、民族主义高涨等情况，地方精英如何“发现”乡土社会，从乡土社会出发来恢复、实践整体秩序，这些都是需要与传统中国比较，乃至加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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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怀，验证市镇社会 “拥有两个重心的不安定椭圆”，并借此发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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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绕清末民初乡土意识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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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所以将江南市镇社会产生乡土意识作为切入点，是由于笔者认为这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时代特点。乡土、地方等概念在近代中国出现，与清末出现的文明、国家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再者，关于地域社会以何人、用怎样的尺度来定位，让我们想到滨岛敦俊指出的住在市镇的生员、商人，从此也可看到市镇高密度地存在于江南社会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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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从四方面概览清末民初认识乡土的尺度：（一）地方的“制度化”和乡土意识；（二）乡土意识和爱国主义；（三）文明化和乡土；（四）利用这些尺度并试图改良乡土的主体——地方精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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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的“制度化”和乡土意识——乡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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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政治体制形式观察国家―社会关系变化，清末民初可说是从君主专制历经君主立宪朝向共和制的时期；伴随着清末民族国家的形成，各项制度、机构也在地域社会纷纷成立。[20]可是由于过去受到革命史观影响，对立宪制、地方自治制的引进和运用关心明显不足，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就有关这些问题的史实加以挖掘和重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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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民族国家制度被引进地域社会、地方被纳入民族国家机构的过程，称作地方的“制度化”。[22]这一点最显著地体现在都市中的社会管理上。有关清末天津的巡警制度、民国上海警察制度的成立过程，[23]乃至北京近代医疗制度的引进和卫生区划的研究，[24]都显示出清末民初将地域社会分割为区域进行管理，这成为近代国家的一个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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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目光转向地域社会，地方“制度化”集中反映在地方自治制度的引进过程上。关于清末地方自治的实际情况，由于史料、分析框架的限制，除直隶以外均未得到充分讨论，[25]近年有黄东兰、田中比吕志提出了相关见解。黄东兰从明治日本引进的制度在清朝的变化出发，对地方自治制度的内容和运作实际状态进行精细的考察，考证了日本府县制、市町村制的方式，与清朝引进自治制度时发生“变形”的情况。[26]根据田中比吕志的看法，地方精英进入以地方自治为主的政治活动场域中，使得省—县联系更加紧密，强化了相对于中央的离心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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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基础上，现在要追问的是：地域社会如何接受新制度。市古宙三早就指出，乡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参与了新的政治机会和革命事业。[28]本书在此进一步关注地域社会（县城、市镇、农村等）的差异，如何影响了接受新制度的情况，又在地域间、官民间引起了怎样的纷争，以及此时乡土是如何被阐述的。之所以特别注意到县以下的地域社会，是因为清末地方的“制度化”，意味行政机构末端从县城向下层社会扩大，行政之外进行“地方公事”的传统，规定了新制度的接受方式，也存在制度变形的要素[29]。通过引进地方精英主动利用制度的视角，可以超越以往研究中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关系所遭遇的挫折，探索相互渗透的国家-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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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土意识和爱国主义——乡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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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群”——各式各样中间团体、社会组织的团结和凝集，与攸关国家存亡加以讨论，探讨国家意识的形成及乡土意识，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在清末都市社会，移民借助同乡、同业的联系，以会馆、同乡会为背景实行相互扶助。他们抱有的“乡党”观念，演变成“大同团结”意识的情况，已有相关研究。[30]根据Goodman的说法，上海移民的归属意识可分为有共同言语习俗的家乡归属意识、作为上海市民的意识，以及对国家（中国）的认同意识三层。其中所谓“乡党”观念很牢固，与上海人的认同并不融洽，超越地域的共同宗教文化则提高“中国人”的意识。此外，提高“中国人”意识的契机还有与租界相关的反帝国主义运动。[31]1905年，主导上海华界的绅商阶层提出了在共同租界参政的要求，此事件显示出拥护中国主权意识的萌芽。[32]同年，天津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商会（绅商）、教员、学生等都市精英层也都成为了中心力量。[33]吉泽诚一郎认为“爱国主义”意识成为超越不同政治立场、主张、思想背景的共同基础，可谓为划时代的事情。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与其说爱国主义主张有着逻辑说服力，不如说是因为诉诸感情。[34]而这样的情感被广泛地共享和再生产，与近代出版文化——特别是报纸和杂志的流通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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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书的主题乡土意识，将爱国主义视角进一步转向基层的地域社会。对地方民众而言，爱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在与爱国主义关联的意义上，如何把乡土的问题浮现出来？[35]关于“一国乃一乡之积”或类似言论所显现的乡土意识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都市社会中爱国主义的传播，由出版文化普及到地域社会，受到上海出版文化发展的影响，不仅江南地方都市、县城，市镇一级也开始刊行报纸和杂志。[36]在这些新闻媒体上，参照或转载大城市知名报纸、杂志的报道，论及地域社会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爱国和爱乡土，也形同媒体本身的自我主张。第二是近代学校教育在地域社会的普及，与地理教育的影响。清末面临领土分割、国家衰亡等危机，确认中国领域的一体性、归属性的地图被广泛运用。[37]对超越政治立场的清末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意识到如此一体性观念，是经由地理学的引进，以地理教育向地方上的教员、学生推展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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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地域社会中，国家和乡土是如何被设想而存在？两者关系又该如何考虑呢？关于这一点，本书拟聚焦于地方知识分子编纂的乡土教育教科书及与地方志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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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化和乡土——乡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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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降，定位自己居住的地域社会而引进的代表性标准，可举出文明、进化、人种等概念。这些西洋概念进入中国后的传播过程及其特征，已有很多有启发的研究。山室信一在探讨近代亚洲怎样被认识的著作中，详细阐明了欧洲为了自我认识而产生出亚洲的概念，还确立东亚近代的存在形式。由于这样概念的传播，东亚世界逐渐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标准化，但同时对应方式却因为自身的历史背景而有所区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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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接受西洋文明过程的研究，则集中于人种、进化概念的传播及扩展。佐藤慎一分析了万国公法的接受及其背后的文明观，指出接受社会进化论与儒教世界形象转换过程中两者的不连续性。康有为认为从“列国并列”状态向“大同”世界的推进乃是文明的目的；与康相反，梁启超立足于社会进化论，认为文明乃经由生存竞争而达到。在这样对立性理解中，社会进化论和儒教世界形象的结合，出现了持久且深刻的争斗。[40]从梁启超关于文明的分析来看，立足于西方中心视角的人种、进化等 “共通话语”，在清末历经翻刻与转译，乃至这样的话语变形，也成为了东亚“文明圈”对话的基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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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包含着变形的“共通话语”，伴随报纸、杂志、书籍的发展，更广泛地在地方精英中传播。清末以来，民族主义与对人种退化的恐惧、人种的差别意识紧密关联，难以区分，优生思想联系到社会进化论，“恋爱神圣”一语也被当成“优种”健全国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2]这些进化、人种概念扩展的背景，与报纸、杂志、书籍的幕后推手——新知识分子、新式学校的教员及学生等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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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考察江南地方县、市镇层级的地域社会，关注到以下具体问题：地方知识分子如何认识东亚“共通话语”的文明、人种等概念，以及与其紧密关联的社会进化论？随着对新文明观的接受，他们如何体认“乡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乡土应该是怎样的”的变化？当然，地方知识分子的文明观中混杂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其中甚至多有荒唐无稽的主张，这是无须赘言的。[43]但是，这是实施地方自治、引进近代教育过程中，地域社会致力于现实考虑而产生的结果。其中内在的矛盾、变形，恰好是考察基层社会自我认同意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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