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48919e+09
1702489190 [25] 和田清编:《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第174~182页,东京,汲古书院,1975)认为清末地方自治仅止于法律条文的出现。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517~538页,东京,岩波书店,1997)将清末民初的自治视为“乡镇制度”的设立,并认为该制度受到日本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官治性质,此后研究多受其启发。关于直隶的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咨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82;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关于江南地方自治制最近的论文,有鹫尾浩一:《清末苏州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导入と基层社会の变化:水害发生时の报荒を通じて》,《东洋学报》第92卷第3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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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192 [26]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七章《直隶省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实验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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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194 [27]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第四章《清末民初の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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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196 [28] 市古宙三:《乡绅と辛亥革命》,收入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增补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Chuzo Ichiko,“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 ” in Mary Clabaugh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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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198 [29] 地方自治引进之前所形成的地方公共事务传统,可以举出善堂为例。但是运作方式并非纯粹民办,像杭州也存在着通过税收获取支持的官民协办性质的例子。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84~600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另外关于善堂,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也是必须参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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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00 [30] 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第277页,东京,斯文书院,1932。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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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02 [31] Goodman,op.cit,p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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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04 [32] 高桥孝助、古厩忠夫:《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々の营み》,第86~89页,东京,东方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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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06 [3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第八章《“抵制美约”运动と“中国”の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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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08 [34]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14~19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关注这样的性质,并非以爱国主义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文明程度标准,而是将其与清末基层社会共有的“末劫”观念、街谈巷议中产生的民众感情放在一个共通框架下来分析。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1~183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藤谷浩悦:《1906年の萍浏醴蜂起と民众文化:中秋节における谣言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编第10号,2004;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关于诉诸人们感情的国家象征,参见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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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10 [35] 例如关于联省自治中地域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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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12 [36] 例如从无锡、嘉定等地来看,也可以发现出版文化向地方社会扩展的情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1984,第544~5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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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14 [37]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第三章《中国の一体性を追求する:地图と历史叙述》;黄东兰:《清末·民国期地理教科书の空间表象:领土·疆域·国耻》,《中国研究月报》第59卷第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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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16 [38] 关于清末近代地理学、地理教育的引入过程,参照邹振环:《晩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他举出乡土志作为反映地域意识的媒体。巴兆祥:《方志学新论》,第135~16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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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18 [39] 山室信一:《思想课题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轴·连锁·投企》,第13~21页,东京,岩波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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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20 [40]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95~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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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22 [41] 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ジア文明圈”の成立とその共同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る“人种”を中心に》,收入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1。他认为中国接受的“文明”,是自社会进化论发展出来的肯定竞争的强权论,其特征在于强调公乃至团体的价值优先于私之上。石川的观点富有启发。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进化论,讨论进化论的多样性,以吉泽诚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进化论受容の多样性》(《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7号,2011)最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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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24 [42] 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第35~68、119~126页,东京,岩波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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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26 [43] 程美宝分析了广东乡土志,反映汉族内部多样的族群集团(“族”)之间利害冲突、正统性争夺等社会状况。而广东乡土志中,这些集团如何定位与优胜劣败思想的关联正是她关注的问题。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晩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96~1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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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28 [4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页,上海,观察社,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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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30 [45] 程啸:《晩清乡土意识》,第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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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32 [46] 根岸佶:《中国社会に于ける指导层:中国耆老绅士の研究》,第175~182页,冈山,平和书房,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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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34 [47] 关于松本的讨论,参见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180~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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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36 [48] 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55~158页,东京,岩波书店,1975。关于乡绅论,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时代の乡绅》,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と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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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89238 [49] 关于江南地主制,参见村松祐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租栈关系簿册の分析》,东京,汲古书院,2001;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农村经济と地主制》,东京,汲古书院,2005。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当丰富,具代表性的参见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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