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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关于欧美的精英研究及其脉络，ポール·A·コーエン，佐藤慎一译：《知の帝国主义：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第243～245页，东京，平凡社，1988。Keith R.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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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岸本美绪：《书评：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4号，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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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R. Bin Wong，“Great Expectations：‘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史学》3号，1993）为最全面。John Fincher指出民族主义基础是省籍意识的成长；王国斌关注到孙文从亲族、乡土出发，向国家扩大的展望。John H. Fincher，“Political Provin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in Mary Clabaugh 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R.Bin Wong，China Transf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 175.另一方面，杜赞奇认为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的统治铲除了自律性社会组织能力，John Fitzgerald主张国民党治下的党国体制管理社会组织，将其纳入革命议程。John Fitzgerald，Awak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6），pp.273-274；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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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桑兵：《晩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97～4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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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苏、浙、皖三省各厅州县の状况》，《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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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补论《风俗の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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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74～21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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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关于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的中国民俗学如何引进，以及在其中发现的民俗形态，参见Chang-tai Hung，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Susan Daruvala，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子安加余子：《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俗学の系谱：国民·民众·知识人》，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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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为了从数量庞大的档案中有效地选取可用的史料，检讨其周边史料的关联及考察处理方法是必要的，因此“乡土史料”就成了有力的线索。与此相关，江夏由树：《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と档案史料》（《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3号，1999）阐释了从周边史料接近档案史料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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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对这样“近代性”的关心，主要是从方志学立场的视角出发。而且，关于地方志的性质，参照井上进：《方志の位置》，收入明代史研究会、明代史论丛编纂委员会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下册，东京，汲古书院，1990；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第303～328页，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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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第九章《清末地方自治制度の导入と地域社会：川沙事件を中心に》使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的《川沙县公牍汇钞》（抄本）。这是编纂县志时极有可能被利用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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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清末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者参与公共政治场域，并不意味他们的政治意识原封不动地在地方志记述中得到反映。例如1930年刊行的《嘉定县续志》，叙述清末民初地域社会激烈的二元对立情况，包括不同派系中选出领袖人物（关于嘉定县的政治对立参见本书第二章），以及造成对立的原因，如征税习惯，都有意简略处理。反过来看，发掘乡土史料可以使这样没有被记载的事件被重新发现。佐藤仁史：《近现代中国の地方志と地域の叙述》，《アジア遊学》第56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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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地方志热”，并出版了关于地方志的多种著作，例如黄苇主编：《中国方志辞典》，合肥，黄山书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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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高田幸男讨论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与问题时，谈到地方文献的实用性。见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编：《21世纪の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を求めて》，东京，研文出版，2006，第三章《档案の公开とその利用：档案第一主义をこえ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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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例如，本书使用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的地方报纸《疁报》，分别藏于嘉定档案馆和嘉定博物馆。后者由于机构的性质，被作为文物处理而不提供阅览。关于收藏机构不统一的问题，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华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的第169页也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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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一编 地方的制度化与地域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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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的城镇乡自治与自治区设立问题——以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的管辖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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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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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由于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外力冲击，开始形成所谓的“中国”意识。此一结果使得中国人萌生了对领土空间的扩展以及疆界的认识，亦可说是清末以降国家建设过程中产生内外疆界的过程。[1]若把焦点放在地域社会来看，清末新政各项政策施行之际，学区、商会和警察的管辖范围，通过设立地方自治区，以地域社会作为组成统一国家的单位，呈现出 “领域化”的面向。[2]本章针对地方自治的实施、进展过程中，解析关于地域社会“领域化”加深地方对立的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域意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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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自治与地方精英阶层间的关系，近年从制度史的角度讨论引进自治及运行的实际情况，已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黄东兰以制度传播为路径，分析地方自治制的引进。她以清朝如何借鉴明治日本的制度出发，细致地分析了地方自治的内容及其运营情况。[4]然而，由于她着重在中、日两国的对比，因此并未充分展示对清朝地方自治内部所造成的影响。在清末地方对立问题上，人们以“固有之境界”“固有之习惯”为由，各执一词，显然清末地方自治引进以前，处理“地方公共事务”早已存在着自治的性质。笔者认为，如此情况对于思考清末地方自治内部因素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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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指出过这一点：明末以降随着人口增加，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发展，使得清代一成不变的行政、财政体系，早已无法满足这样繁重的行政服务需求，因此由地方精英阶层补充了这些行政机构缺失的职能。例如，在四川省有绅粮所筹组的公局，负责相关事务；[5]又如清朝后期江南地方精英主导的善堂事业，更将网络深入至大镇等地，便是最为显著的事例。[6]这些机构并非纯粹民办，而是必须获得官方的税收支持，具有官民合办的性质。然而，清末新政为地方带来制度化的同时，自治与官治领域间界线所产生的变化，也逐渐成为地域社会内部对立的原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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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中比吕志的著作中，曾对引进地方自治而导致的官民关系与地方政治结构的转变作过探讨。田中指出，过去以非官方形式负责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精英，随着清末议会召开而登上政治舞台，使得他们与知县、胥吏等既得利益者之间形成对立。同时，位居行政机构末端的地方精英，对己方阵营加以笼络，重组地方的政治生态。[8]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于首次在政治体系中被正式定位的城镇乡等层级的行政区，有必要探讨其地方自治的开展，并从中寻求地域社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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