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89880
这两项议案建议：让乡公所介入县衙门与当地（图）之间，前者就征税业务中“捆垫”的部分而言，后者就转嫁到现年行政经费负担“陋规”中涉及警察业务的部分，排除“吏治”的干涉，改由乡公所在地方财政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担任政府权力的监督者。[57]
1702489881
1702489882
西门乡提出的这两项议案，一经《疁报》报道，舆论就闹得沸沸扬扬，随即立刻影响到嘉定县下各城乡议事会。就目前所知，33个自治区的城乡议事会中，类似《清查各图赔粮田亩归入公所招买案》的议决案，在6个地区的议事会里获得通过；有关《防止差役扰累人民案》的议决案，在10个地区通过。前者的议决数之所以少于后者，是因为与警察业务相比，征税业务的利益更为丰厚，可以推断来自靠承包征税业务维持生活者的反对声浪，应当也不小。
1702489883
1702489884
（二）县议事会
1702489885
1702489886
县议事会在辛亥革命前夕成立，黄守恒与黄世祚各自当选为参事员与议员。议长毛经学、副议长陈传德，两人的政治立场与黄氏相近，县议会几乎成了夫束改革派的天下。因此，在第一届议事会上，县议事会议员、各乡的代表及民众就提出了多达80项涉及夫束的议案，而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废除夫束。另外向县议事会提出“夫束革除案”的自治区也多达16个，逾县之半。但辛亥革命前夕，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县议事会即便召开，也不可能再进一步进行审议。结果只有民团组织仓促过关，夫束问题遂束之高阁，推迟至民国时期才旧事重提。[58]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官治”萎缩无力，如此一来，派系之间在夫束问题上的对立日趋尖锐，最终演变成为地方政治二分的局势。
1702489887
1702489888
四、清末以降城乡的对立局势
1702489889
1702489890
如前文所提，清末嘉定因夫束问题，两派对峙日益白热化，也呈现出一种城乡对立的情形。因为对立的双方，一方是拥有新资本——在教育、法政领域获取专门知识，且具有公益活动领域性基础的乡区精英阶层；另一方则是将行政中枢的私人影响力当成政治权力源头的城区既得利益阶层。[59]易言之，尽管县与城区在制度上存在着上下级关系，而唯利是图的县城政治精英，企图运用私人关系，打进衙门高层，进一步把持县政核心，以城区来主导县政。对此，以乡为政治空间立足点的地方精英阶层，则要求经费能公平地分配到全县。其中，以黄氏为首的精英人士，把重视乡区权利的“地方战略”旗帜打得更高。[60]在这一政治对立格局之中有两道主线，一是精英阶层对政治近代化的看法；二是江南地方独有的乡——具“传统”领域属性，逐渐被认为是一个自治的单位。拥有的不同政治资源形态，以及城乡对立的纠葛，也反映在议事会运作、民政长选举中的主导权之争，还有政党组织的动向等日常事务上，成为民国初期嘉定县的基本政治局势。以下笔者将黄氏相同立场者称为议事会派；对县衙或民政署内行使私人影响力作为政治资本的戴氏，则称为民政署派，分别对其进行讨论（参见表2-1）。
1702489891
1702489892
表2-1 民初嘉定县的政争局势
1702489893
1702489894
1702489895
1702489896
1702489897
续表
1702489898
1702489899
1702489900
1702489901
1702489902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8]
1702489903
第三节 民初县议事会运作与民政长选举的纠纷
1702489904
1702489905
一、辛亥革命与民政署之成立
1702489906
1702489907
为策应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由陈其美在上海领导的同盟会，在光复会上海支部的协助下，展开了革命工作。汇集到上海城自治公所或上海商团旗下的绅商之中，以李平书最具声望。陈其美等人将他吸收后，于11月3日成立上海军政分府，随即发动攻击。据称进攻江南制造局时虽遇清军激烈抵抗，但县城与租界区则无任何激烈的战斗，社会秩序整体维持良好。7日成立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担任都督，李平书任民政部长，都督府11席要职中，拥护革命派占去8席。[61]
1702489908
1702489909
让我们再把视野转到嘉定县。县自治公所在11月6日接到上海光复的消息后，立即与上海军政分府取得联系，并宣布独立。据称除局部性战斗外，社会秩序井然，并无混乱。[62]8日，成立嘉定军政分府，隔日设立民政、司法与财政等三部。[63]人员分别是民政部长许苏民、民政副部长戴思恭、司法部长廖世经、司法副部长黄守孚、财政部长印有模，以及财政副部长黄守恒。从这样的政府人员安排来看，黄氏兄弟分别担任司法与财政的副部长，无疑是反映了议事会派的意向。另一方面，部分人员安排却又与此相悖，如戴思恭出任民政副部长，可以看到民政署派势力也渗透到体制里。
1702489910
1702489911
12月5日，具有临时性质的嘉定军政分府之民政部，改称民政署，成为县行政的最高机构，许苏民是民政长。在此之前，11月25日江苏省下达设置裁判长和检察长令，同时废除司法部；27日省颁行暂行地方制而撤销财政部。从这一连串的举措中，我们可以知晓：议事会派对县行政中枢的影响力正逐渐下降。值得注目的是，戴思恭就任总务课长，这是佐治职位中的一等职；清末在县衙当胥吏头库总职的戴思业，就任总务科总文牍。《疁报》讥讽道：“民政署为戴氏宗祠云”“如此英俊辈出聚于一门，当系祠茔风水所致。”包括戴思恭和戴思业，戴氏有11人在民政署内任职。翌年4月，许苏民让戴思业兼任田赋统计工作。[64]许苏民之所以将戴思业安插在总务课总文牍与田赋统计一职——即征税核心，是因为倘若不借助戴思业过去从事征税业务时积累的专门知识，以及他和胥吏或征税承揽机关的关系网络，行政工作恐怕无法顺利推动。[65]
1702489912
1702489913
民政署在人事布局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苏民出任民政长。据说许苏民清末在上海加入南社与同盟会，献身革命。他在南翔镇创办《寥天一鹤》，致力引进近代教育与推动自治，后来当选省议会议员。[66]在清末县政中，许苏民称不上是地方领袖的角色；他被选为民政长，极有可能是因在上海任教员及从事政治活动时，和上海军政分府和沪军都督府攀上关系。尽管如此，许苏民为什么选择和民政署派合作？或许他想利用民政长职位以巩固县政基础，而民政署派也想借着拉拢民政长，以便在民政署里继续发挥以前在县衙内所拥有的影响力，二者短期内可谓一拍即合。
1702489914
1702489915
二、县议事会运作的纠纷
1702489916
1702489917
1912年5月，都督下令补选县议事会议员，于是成立县议事会，由35名议员与6名参事员组成。议事会的成员如表2-2所示，议长和副议长依然是清末议事会派的毛经学和陈传德。对这一由议事会派主导的人事安排，意图拦阻废除夫束议案表决过关的民政署派，立即采取行动阻挠议事会运作。6月2日在议长毛经学召集下，决定于9日召开临时会议，并向各自治区征集议案。会议召开当天，议员黄宝琛突然发言指责“议长为专擅违法之议案”。随后张承基、顾瑞、郁振垓、季朝桢、李城、朱心镜、侯兆熙等民政署派议员7人接着提出：正副议长在补选时的往来呈文、移文，未经议员公决，应视同违法，待议员公决后再行处分。对此，议事会派议员黄世祚、陈乃钧、陈传德、朱继威等反驳说：“各项公文皆议长职权上应行之行政事件，并无违法”，且吩咐文牍员开始宣读议案，准备进入夫束问题等各议案的审议。结果两派互不相让，造成会场秩序大乱。议长不得已，只好依据县制第二十九条，宣布休会。议事会派议员走出议场，留下来的议员，除去金文超共23人，选出顾瑞和郁振垓为正副议长。10日，进一步以越权为口实，开除参事黄守恒，改选黄宝琛为参事员。由于议事会一片混乱，毛经学、陈传德向都督引咎辞职，但未获批准。另外属议事会派议员的陈乃钧等，会同外冈、西门等地的乡董，向都督控诉顾瑞等人违法。都督回答任期内不得任意改选，接着县议事会发出通知：所有议案的审议，由议长依法召集会议。这才使得县议事会运作的一连串纠纷暂告段落。[67]
1702489918
1702489919
表2-2 1912年5月县议事会、参事会的阵容
1702489920
1702489921
1702489922
1702489923
1702489924
民政署派策动的一连串攻势，驱散议事会派，无非是为了阻拦夫束问题的善后办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获表决通过。4月，革除夫束期成会比县议事会早一步成立，会长为黄守恒。耐人寻味的是，5月12日，据称在200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场上，顾瑞等4人齐声表明反对，扰乱大会秩序。[68]当黄守恒一行人赶往苏州，向江苏都督请求撤废夫束之际，据报道民政署派也采取了如下的行动：[69]
1702489925
1702489926
乃昨日忽闻民政长许苏民，挈同主计课长潘伯恒赴苏。说者谓：系受戴咏仙等之指使，将设法阻挠革除夫束之进行。
1702489927
1702489928
都督同意对夫束之例永行禁革，对善后事宜作如下的指示：[70]
170248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