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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裁革夫束问题，关系粮务收入，一切善后办法，惟求不厌详慎。所拟章程，是否一律妥恰，应由嘉定民政长复加查核，交县议事会议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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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江苏都督原则上同意撤除夫束，除非取得民政长的同意与获得县议事会的通过，否则无法付诸实践。如此一来，民政署派倘若把持县议事会的主导权，撤废夫束的裁定变成一纸具文，库吏、仓吏等差役，即可照常担任“粮务”。看来民政署派千方百计试图阻挠议事会的进行，其目的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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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政长选举的不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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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带来了地方选举民政长的机会。在清末的地方自治制度里，执行乡政的乡董是从地方上选出来的，但向来由中央政府下派的县经理人——县长也要改由地方推选。这一变革，不仅让中央与地方的地位或官民关系产生重大改变，就连地方社会的“合议”或因唱反调而获利等情况，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既然如此，通过观察民政长的选举分析上述诸多问题，就变得很有意义了。[71]在嘉定县，政治对立正是从民政长选举的不法事件中引爆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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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民政长选举的背景。县里的行政执行机关，依次由县衙门、军政分府，最后转到民政署。1911年11月30日，前任知县姚守彝将登记清册1册及银400余元，移交给军政分府；12月4日再转交到民政署。办理移交之际，民政署派对库银不足一事早已心知肚明，却诬告是被黄守恒所私吞。30日省下令吴继长前往核对移交清册后，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库银不足是由库总戴思业及各房大笔的亏空所造成的。[72]为了保全利益，民政署派甚至不惜拉拢许苏民，一旦他们的亏空丑闻曝光，其权位势将不保。为了阻止丑事外扬，即使不择手段，也要将握有民政署人事权的民政长职位抢到手。另外，为了把革除夫束期成会所定的善后办法（表2-3）废除，必须让民政署派成员当选掌握调查及最终决定权的民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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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来看民政长选举的方法与过程。选举分为初选与复选。初选先从各自治区选出初选当选人，接着复选是让初选当选人互选，再从中选出民政长。当然，对于选举人的性别、学位、财产等条件都设有限制。清末县议事会的选举活动，全民中合乎行使选举者仅占3.5%，[73]接着进入选举程序。1912年4月，民政长许苏民根据章程，向县内发出公告：5月17日举行初选，6月5日举行复选。[74]有趣的是，为了解“公民的心理”，《疁报》以读者群为对象实施模拟选举，结果议事会派前咨询局议员夏曰琦获得最高票。[75]保守来说，即使《疁报》读者层大多偏向议事会派，但此次“民意调查”也反映出了最有望取胜的民政长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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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初选结束，但复选却拖延至7月7日才实施，结果当选人是：许苏民、戴思恭、金念祖——清一色为民政署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结果，当然大出议事会派的意料。[76]于是议事会派的钱门塘乡乡董童世高心有不服，一状告到都督处，抗议选举舞弊。他举出初选舞弊行为：①初选选举时，对选举人的资格审查不够严谨；②初选当选人和民政署有人脉关系；另外他还指斥复选时有非法行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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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七月三号起，总务课长戴思恭、主计课长潘伯尔尼、学务课长葛文珪、禁烟所长黄大经、禁烟调查员周济时、县议员郁振垓、季朝桢、顾瑞俸，舟车四出，分往各初选当选人处，多方说合。并将许苏民、戴思恭、金念祖三人名单，由黄大经亲笔书写。经亲笔书写……翌日（复选的结果）复选当选者，果为许、戴、金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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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高的检举，暴露出整个民政署派以违法的选举行为，收买初选当选人，选举运作的规则已荡然无存。因童世高的呈文，江苏都督程德全立刻下令依照县制选举章程第四十二条来处理。[78]8月进一步派员调查后，证实了童世高的检举属实，于是宣布选举无效，事情至此暂告一段落。[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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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革除夫束期成会善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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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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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政署的改组与胥吏的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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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恭、戴思业为民政署派的代表人物，从时人的这句讽喻——“戴氏的傀儡”，可推想许苏民主持下的民政署，对戴氏的意向是如何的百依百顺。但民政长选举不法事件遭检举后，许苏民的执事态度有了大幅的调整。辛亥革命刚结束，县财政权限移交时，虽已知库银亏空是因库总戴思业等人上下其手，但由于戴等人本身即是民政署职员，有滥用职权、隐瞒实情之便。为了笼络胥吏集团，许苏民默认戴思业等人所带来一定程度的亏空。这对身为民政长、希望县政能顺利推展的许苏民来说，从现实层面上来看，也是极有必要的选择。但是出了像县议会运作事件与民政长选举不法事件，民政署派的作为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也让许苏民看穿了与民政署派联手主持县政终究是行不通的。为了使粮务的真相大白，许苏民于是采取以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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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许苏民组织粮务清算处，照会各区董事，把宣统二年（1910）和三年（1911）粮差摊派的税额上报到清算处，之后再根据报告，派人至各区调查真相。[80]8月经清算处审查结果，发现在戴思业与朱义方任库总时留下大笔亏空。于是民政长下令戴氏等人赔偿，并开除其民政署总文牍兼田赋统计的职务。[81]但是议事会派的秦祖望、黄世祚等人一直怀疑，许苏民派人查的那条宣统三年（1911）高达4万元的上下忙欠缴，均属“民欠”说法的可靠性。因此，秦祖望等人呈请江苏都督彻底清查民政署的收支，比如欠缴项下被挪用多少，亏空多少。于是都督令金咏榴会同参事详细调查。[82]隔月，金咏榴呈报：戴思业等人未纳的忙银，多达2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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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派挪用、亏空全貌既经揭开，民政署现行体制已无法继续运行，因此许苏民辞去民政长职，退出共和党，转而加入同盟会，与民政署派从此分道扬镳。[83]新任的民政长，就是先前江苏省派去调查收支的金咏榴。金氏上任后着手改组民政署，编制新人事。周承忠为代理总务长兼学务课长，顾和澍为代理主计课长兼实业课长，钱江为视学，陈镛为征收主任。[84]就委任职务来看，金咏榴有心肃清民政署派，将民政署运作引导到亲议事会派的方向。另外，戴思业与朱义方因侵吞公款，遭警察拘留，既得利益群体就此被排除出民政署[85]。按道理讲，议事会派理想中的县政运作应该会有所进展，但围绕既得利益的社会关系和陈规旧习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无法顺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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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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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党组织与地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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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初政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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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笔者要从政党组织及维持组织的人际关系角度，检视上述的政治对立局势。在讨论嘉定县政党组织时，有必要先就中央的政党组织变迁作一概观。从大体来看，民初基本的政党局势，是清末以立宪共和为理想的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后转为公开政党，形成以同盟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和立宪派成立的进步党，彼此相互对峙。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11月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一系列政治变动使得议会制民主主义遭到挫折。此后体制要如何建构，只有靠革命政党来摸索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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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嘉定县也出现政党、政治团体林立的情形，如表2-4所示。不久这一局势，演变成为同盟会、国民党对抗共和党、进步党。[87]然而在嘉定县内，政党组织的成立基础却呈现出一种地方特有的情境，不完全与全国的普遍情况相同。有关这一点，先从分析地方上同盟会与共和党重要党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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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检讨同盟会。同盟会嘉定分部的成立肇始于1912年7月。在江苏省分部的指示下，由黄守恒和王元增设立。重要成员及其党分部成立时担任的职务，如表2-4、表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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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辛亥革命后嘉定县的政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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