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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的政争显示出：地方自治的目标——“县人治县”不一定会对地方整合产生正面的效果。相反，必须留意的是：资源是接近利益的工具，资源形态不同的精英对立，具有破坏地方社会均衡的负面能量。关于此点，政党组织的形态最耐人寻味。形成国民党与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嘉定县，政党组织受到地方特有的政治结构影响，导致议事会派与民政署派呈现对立之局。另外，关于政党的性质，以“情”“理”“法”所激起的论战，也如实地反映了这种对立的局势。进步党的机关报《练水潮》提倡“情”这一规范的重要性，应该是在暗示对既得利益或其背后人际交往和关系的拥护。对此，《疁报》则运用古典及近代法政学的知识，主张所谓政党即政策的结合，“法”地位优于“情”，以彰显其在法政学上的正当性，作为对抗民政署派既得利益者的战略。再则，史料中经常将“礼治”“包”“情”等人际交往视为打倒或改革对象，而现实中仍存在着此 “必要之恶”，其中原委依然很有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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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美代表性的研究有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0）；日本学界的研究，参见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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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这一研究路径之有效性，参见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藤谷浩悦：《中国近代史研究の动向と课题：日本における研究を中心に》，《历史评论》第638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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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町英夫：《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の形成过程》，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9。关于党国体制，参见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党制国家”体制への射程》，《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5号，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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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为商会是主持自治或公共性的研究，参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但也有学者指出类似的观点不够，如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8～12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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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第240～266页，东京，柏书房，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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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深町英夫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论：归属意识のフラクタル/ホラーキー构造》（《近きに在りて》第39号，2001）一文中对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张玉法、横山宏章的政治体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转换过程的大规模框架。深町认为王朝专制主义、议会民主主义、党国全体主义，这些政治体制的转换过程，是把碎形（fractal）构造的社会纳入国家霸权系统的过程。地方精英对议会民主主义尝试的意义在于：对地缘共同体怀抱归属感的地方精英，将自治视为正统性原理，在议会民主主义的逐步实现中，将其范围扩大到全面。但是，地方精英产生的归属感不限于某个区域，他们的归属对象可能是省、县，或囿于当地范围，层次是多元的；而且归属感会随着局面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早有学者提出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始终离不开权力影响的看法。参见Philip A.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 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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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eith R.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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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疁报》自第9号（宣统元年1月16日）至第237号（1920年12月25日），分藏在嘉定档案馆与嘉定博物馆，除去缺号，现共有215号。《练水潮》收藏于上海图书馆，自第6号（1912年12月1日）至第67号（1919年10月20日），除去缺号，现共存42号。《寥天一鹤》从第39号（宣统二年1月1日）至第61号（宣统二年12月1日）收藏在嘉定档案馆。另有关《疁报》的概况，可参见匡珊吉、王亚利；《疁报》，载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介绍》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按：辛亥革命后，从第80号开始《疁报》使用“黄帝纪元”，第86号开始使用公历。不过，为了记述的方便起见，辛亥革命后到1912年1月1日期间，本书仍使用宣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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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稻田清一：《清末、嘉定县の“夫束”について：その纳税＝征税机能を中心に》，《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24号，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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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夫束的起源，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上·乡都》上有简明的说明。明末清初赋役制度的变迁，参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岩井茂树：《清代の版图顺庄法とその周边》，《东方学报》第72册，2000。另宝山县也存在一种类似夫束的例规，称为“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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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第七章《清代江南の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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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光绪《嘉定县续志》卷三《赋役志·约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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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革除夫束期成会呈程都督文》，《疁报》第92号，191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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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革除夫束期成会呈程都督文》，《疁报》第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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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运动库总之热》，《疁报》第50号，宣统二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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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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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地保专门化的现象，已有研究者指出。参见山本进前揭书，第七章《清代江南の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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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革除夫束期成会呈程都督文》，《疁报》第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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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现夫束苦累之一斑》，《疁报》第45号，宣统二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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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稻田清一：《清末、嘉定县の“夫束”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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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热：《呜呼黄绅戴吏》，《寥天一鹤》第50号，宣统二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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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热：《呜呼黄绅戴吏》，《寥天一鹤》第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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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运动库总之热》，《疁报》第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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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戴氏宗祠人物记》，《疁报》第82号，宣统三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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