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490397e+09

1702490397 宣统纪元，江苏谘议局成立，先生被选为议员，审查财政重要诸案，辨析公私之性质，消弭官民之争端，以定兴利除弊之计划。清社既屋，国体变更，开临时省议会于苏州，改忙漕征收之法，革货物通过之税，剔除火耗平余之规费，而归之地方。其他一切专制之敝政扫荡无存。皆先生主其议也。

1702490398

1702490399 该决议随后由省议会议员提出了财政法案，在纠举不法征税之际虽被看成法律依据，但并没有行政机构将其履行。1914年地方自治制度停止后，县及市乡等地方税以形形色色的名目复活，以充实省府财源为借口，甚至企图加收新税及新附加税。[55]

1702490400

1702490401 面对这种情况，1916年省议会的恢复，使得“地方社会的民意”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省议员传达至行政机构。秦锡田在之后不久，马上复职为省议会议员，第二年在省议会上提出了有关税制的两项议案，都反对增税。[56]

1702490402

1702490403 关于田赋征收，秦锡田对省行政机构计划设置省附加税及正税征收费等新式名目，列举了征税上的六点谬误和不当的理由。不管参照合法性、现状还是惯例，省行政机构都不具备正税征收的正当性，从而主张省长不应实行以国税征收为后盾的附加税。此后，基于省议会第二次常会决议案内容，要求省长向财政部请求不附加征收费，国税的行政经费由国家负担，省税的行政经费由各省独自负担。[57]

1702490404

1702490405 然而结果是：征收费被附加于正税，秦锡田的陈情徒劳无功。[58]地方精英人士虽然通过省议会，企图整饬征税制度，可是省议会并不能有效限制行政机构。此外，省议会运作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正如“盖权利之心日渐发达，旧道德日渐坠落矣”的总结那样，省议会成为主要利益争夺的战场。在以诗的形式写成的《七十自述》中，省议会的样貌如下文所述：[59]

1702490406

1702490407 省会开春初，人才何济济。利欲每熏心，强词能夺理。

1702490408

1702490409 吾辈逆潮流，硁硁持正谊。岂徒蚊负山，翻若蠡测海。

1702490410

1702490411 解散经三年，尚不知改悔。筑室与道谋，成功本难俟。

1702490412

1702490413 在《七十自述》里，秦锡田对于自己在谘议局省议会的活动，吐露了“每届开会，惟随诸老背后，准时到会而已”，自觉非常羞愧。[60]例如，清末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学的雷奋（1871―1919），以及后来倾向革命思想的黄炎培（1878―1965）等议员，即在江苏谘议局高谈阔论，[61]从《申报》里可以确知省议员活动对当局发挥的影响力。相较于此，代表上海县及其周边农村精英人士的秦锡田，即使在省级的政治舞台上担任 “民意”代表，能够活跃的余地似乎并不太多。此外，在第一节中可见，秦锡田被选为江苏谘议局及江苏省议会议员，肩负了以农村精英人士的身份将“下意”传达到省级政治舞台的期待，必须有一定的人脉，而非以崭新的政治思想或支持特定的政治党派主张为背景。以上可以看出，秦锡田毋宁是以地方利益的代言人身份，亦即作为将乡村层级精英人士的陈情，向县、省等上层传达的沟通渠道，而被寄予厚望。[62]

1702490414

1702490415 秦锡田在1919年辞去省议会议员之后，1921年担任上海县公款公产管理处（以下略称为款产处）总董，专门负责县级 “自治”中的地方财政问题。秦锡田也确实将乡村社会中的问题向上传达，并努力完成大家的期待。

1702490416

1702490417 顺带一提的是，有关20世纪20年代秦锡田的活动，《享帚录》卷三收录合计37件公文，比较详尽地透露了他在县、省的行政当局之间的具体往来。虽然其活动中心款产处及清丈筹备处的动向，可从《申报》等处获得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想要详细厘清当事者一方的意图，这些公文就显得相当重要，详见表3-3。

1702490418

1702490419 表3-3 《享帚录》所收20世纪20年代秦锡田的公文一览

1702490420

170249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