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90430
1702490431
1702490432
1702490433
1702490434
续表
1702490435
1702490436
1702490437
1702490438
1702490439
续表
1702490440
1702490441
1702490442
1702490443
1702490444
续表
1702490445
1702490446
1702490447
1702490448
1702490449
续表
1702490450
1702490451
1702490452
1702490453
1702490454
续表
1702490455
1702490456
1702490457
1702490458
1702490459
续表
1702490460
1702490461
1702490462
1702490463
1702490464
续表
1702490465
1702490466
1702490467
1702490468
1702490469
大多数公文都是以款产处负责人的名义公布。从这些内容可以见到官民对立的实态，还有跟田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清丈处时期公文，两者将一并在下面展开讨论。但若从各种基层意见得以上达的形式来看，秦锡田的任务在于为上海县的市乡，特别是为了农村精英人士的要求，就确保市乡自治顺利运营的经费一事，向县、省“上达”意见。围绕上海县的积谷款问题，由秦锡田代表县的19乡向省当局陈情这一事实，也体现出秦锡田在当地社会扮演的角色。[63]换言之，清末地方自治引进之后，以自治区、行政区定位的市区及乡区，开始形成以政治和行政为主体的地域意识，并以秦锡田为渠道，将官民间的利益冲突形式表露出来。
1702490470
1702490471
然而，就水利相关的公文中可以看出，秦锡田并非只是单纯站在狭隘地域主义的立场，主张地域社会的利益。担任太湖流域防灾会议事员的秦氏，对于由江苏省25县代表所组成的太湖水利协进会——太湖水利工程局的下层组织一事时曾说，“太湖又不啻全部属于吾苏，浙人多未便置议，是贵会排斥浙人之心，必昭然若揭。夫太湖之通塞利害，与苏浙人民息息相关；古之治水，或浚源导流，或循流溯源，必使源流毕贯，方能泛滥无虞。贵会顾欲划疆而治，此敝会所不解者也”，指出江浙水利联合会既已存在，江苏省排除浙江的行动是基于地方主义。[64]并且，向省当局呈报江浙水利联合会有必要进行改组，须待地方自治恢复并通过议会的合法程序。[65]秦氏展现了家学的传承，对江南水利问题的造诣颇深，以水利研究专家的身份参与《江南水利志》的编纂。[66]在各地受到江南地方水利的影响一事上，屏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力求地方间的合作这一点，秦个人也充分展现出跨地域的人物的特征。
1702490472
1702490473
二、围绕地方公款公产管理处与地方财政的对立
1702490474
1702490475
上海县自清末起，为预防灾害而备有积谷款，还有属于县政府的庙产等公款、公产。公款、公产亦是教育事业的主要的财源，直到民国时期仍为教育经费。[67]辛亥革命后，人们认识到成立管理公款、公产机关的必要性，1912年县议事会上决议设置地方特别会计处，以便对此进行管理。1914年3月，伴随县议事会的解散，又设置款产处，将公款、公产移交于此机关。[68]
1702490476
1702490477
由秦锡田编纂的民国《上海县志》中，政治志将政治分为“官治”与“民治”两部分来记述，款产处被视为“民治”。可见对推动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人士而言，款产处与地方议会、劝学所、教育局、教育会等一样，并列为地方自治的象征性团体。[69]因此，款产处干部是由上海县内具有代表性的人士负责。[70]秦锡田从1921年10月至1931年，长达10年时间，担任该处的负责人。
1702490478
1702490479
款产处主要活动，可列举积谷款和城隍庙为首的县有庙产的管理及运用。从秦锡田所拟的公文中可见：积谷款、县有土地的管理和运用，伴随着各相关机构之间的交涉与纷争。[71]此外，还有附加税的收领与交付。县、市乡的行政费与教育费被附加于田赋上，由县政府一并征收。行政费的收领与交付给各市乡，也是款产处的重要职能[72]；县政府征收地方附加税的同时，也对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处理。[73]再者，款产处具有对县以下的各市乡进行指导、调整等作用，也承担了一部分地方行政。[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