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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为：志书当以图为主，其体例当以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为三大纲。如近世世界各国地理志之例，而人文之部，当以教育、产业、交通、军事为注意点。其向来志书所必有之人物、艺文诸部，则让诸历史家之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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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直接使用“地利”“民德”的说法，认为有效利用地方志，意义在引导出地方发展的潜力，使其发挥由“下”所生的秩序规范意识。当然，发挥“地利”“民德”的目标，是与教育、产业、交通、军事等国家课题的解决相关。掌握地方课题过去的成果、依然存在的弊端、今后可动用的资源，将这些加以指标化来叙述地方，从而“精密测度之，准以比例，别之以区域，辨之以色彩，而又表地势之崇卑，示水流之源，委人口之疏密，著产业之种别。其人事之设施尤注意焉。庶几披图者一览而知一邑之概况，而志书之价值以高”，在活用地图的基础上，有条理地提供关于资源情报的价值。黄守孚在把握地域这点上，以图表中的视觉、数据所俯瞰的空间，将清末民初嘉定县的政治进程和地方资源情报，清楚地展示于公众，从而理解自治推进派的政治主张及其关联（参见本书第二章）。[21]在此，可以观察到将地理学引进至地域社会之际的某种形式及动机。黄的编纂个案虽未能实现，但若考虑到《宝山县续志》中刊载的精密地图推动了清末的清丈事业，[22]《川沙县志》不妨可视为此风潮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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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提到，《川沙县志》刊行于1936年，曾有两次的编纂中断。而最初编纂者是抱持何种意图来描绘整个地方呢？除了编纂者收录的自身参与地方公事的相关档案与公文之外，也可从其中一位编者陆培亮（1888-1969）遗留下来的史料中观察。陆氏曾担任县视学，1913年还刊行了《川沙县乡土志》，提供给县初级小学三、四年级的乡土教育使用。[23]该乡土志令人注目的地方是：清末新政实施后所引进的各种相关制度，包括学校、警察、习艺所、电报局、救火会、戒烟局、教育会、勤学所、商会、农会、农场、国货振兴会、商团及保卫团等各项，均安排有一篇课文的内容。特别有关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共分“地方自治之成立”“自治之内容”“公民之资格”“自治风潮之原起”“自治风潮之实况”“自治风潮之结果”“自治取销之理由”“自治取销之自治”等八课，整体内容看来非常周密细致。由此可见，为了推动地方社会的近代化事业，彰显地方精英阶层（多为乡土志的编纂者）的奔波成果，编纂乡土志的意图显而易见。县志与乡土志之间的编纂目的及初衷不同，因此两者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在《川沙乡土志》中，有如下描述：“川沙之有志书，肇于清道光十六年何公士祁，修于光绪五年陈公方瀛。自陈志至今，将及四十年。厅改为县，时局变迁，风俗政教，亦因之而异。民国三年设局修志，凡二十四门，限二年成书。是亦邦人士之责也”。[24]陆培亮本人也参加了县志编纂，所以运用乡土志的地方叙述法进行县志编纂工作，在民初时期已有迹可循，并非是件特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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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民俗视角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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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地方自治和地域近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动员地方住民整合到地域社会之中，成为紧要的课题。当地居民及民间文化怎样被讨论，也在地方志的叙述中部分反映出来。在方志学的领域中，黄炎培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录于《川沙县志》，以此革新地方志的编纂，曾获得高度评价。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收录的歌谣本身即为传达当时民俗的重要史料。据此与其他的史料相较，笔者尝试从乡土记述的方法，思考如何把握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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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沙县志》最早基于何种原因开始编纂，现已无从考证。然而，从后来参与县志编纂的陆培亮在《川沙县乡土志》记述中，可以确知一部分县志编纂者的民俗观。[25]例如，有关“自治风潮”方面，清末地方自治制度引进之际，部分住民曾发生骚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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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首在除暴安良、兴利革弊。以故衙役之狡者、乡民之奸者，咸恨自治。而无知愚民，往往受其播弄，信虚为实。有丁费氏者，以巫为业。平日假鬼神，以惑人敛钱自饱。恐地方自治不利于己，因集无业流民于俞公庙，谋反对自治，一倡百和，乱遂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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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被用于初级教育，为了让学童能容易理解其内容，以简洁平易的手法记述。实际上，教员依照课本内文进行详细解说，被认为是灌输学童最理想的方式。问题是如何去解说课文，以及基于何种考虑来进行教学活动？自治风潮被认为是丁氏煽动“无知愚民”，针对地方自治所引发的骚动，反映了克服“假鬼神以惑人”的巫术，以达成文明化的过程。并且在第三十五课的“风俗”中，乡土志有如下记载：“乡僻愚民，更惑于鬼神之说。一有疾病，则烧香请仙，求签买卦；或广延僧道，专事祈祷，而不为正当之疗治。噫！亦愚甚矣”，内含相同的价值观。[27]据笔者观察，相对于清代官民之间存在文化的某种同质性而言，地方官祈雨仪式在20世纪之后的民俗认识里，经常被指为对立于文明的“迷信”。[28]即使不被视为改良的对象，掌握民间文化来启蒙民众，也超越政治派别分歧，成为共同的立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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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改良对象的民间文化，以及作为启蒙教育工具的民间文化，《川沙县志》则提出崭新的观点。当中录有黄炎培收集的歌谣九十种，陈述相关意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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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欲深切探求一般邑人之思想与其性情，则语言、风俗、歌谣，其尚已本属于方音方言，即略加研索而著至于篇。更以努力采访之结果，对于风俗尽情描写，有辑入歌谣九十首。苟以迂谨的礼教眼光观之，或且讥为有乖大雅。不知此正底层社会思想之表现，得此才见民俗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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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过去参照“礼教”解读民间文化的风俗志，这里认为歌谣及其传唱的风俗具有“底层社会思想之表现”，被视为具有积极意义。这样的民俗观受到新文化运动及民俗学的影响，广泛普及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地方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一般邑人”视为新运动的主体，具有积极性的意义和方向。[31]然而，纵观整部《川沙县志》内容，他们将“自治风潮”视为 “文明化”与近代化的阻碍。编纂者在肯定民间文化的同时，认为其仍不及编纂者考虑的“文明”，可以看出民俗的意义有其内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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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镇志中展现的乡土城市化、文明化及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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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国时期的乡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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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乡志、镇志、里志等各种称谓的乡镇志，集中编纂、刊行于江南地区，从乾隆至光绪时期臻于高峰。[32]森正夫检讨清代江南乡镇志序文中展现的乡土意识，曾指出 “乡脚”相当于市镇空间领域性的认识，由于近邻市镇编纂乡镇志的对抗意识，对官方修撰地方志定位的要求，联系到县志—府志—省志—一统志，因此乡镇志编者创造出具有独自领域性的自我认同意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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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正夫所指的意识，在清末民国期间的乡镇志中大致可谓妥当，但清末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钱门塘乡志》的序文有如下叙述：“且今教育普及之说，亦既熟闻于耳矣，所定小学校历史、地理课程，皆就本乡之山川人物，以为教授之资；他若行军之于舆图，行政之于礼俗，生业之于物产，则又为政治之所注重。故志虽旧学，可以启迪新知，体近类书，不难综观本末，不得谓无裨实用也。”正如序文所述，关联到乡土志教育，出现了以关注乡镇志为主的地方志编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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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并未刊行的志书，清末新政就地方志这一议题带来地方意识的高涨，也可从地方报纸中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嘉定县西门乡，曾计划编纂《西门乡志》。其中一位推动者便以“地利”“民德”等词汇，描述地方志编纂的意义，公开提出定位地域发展和挖掘地方的潜力，发挥由底层支撑秩序的规范意识。[35]在此基础上，本节着眼于上海近郊农村的乡镇志，强调在城市化、产业化的坐标轴中，乡土是如何被意识到并被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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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化、产业化与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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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化进展对上海近郊农村带来的影响，高桥孝助曾有一连串对乡镇志的分析。这些研究比较了与上海陆路租界相连而不断变化的农村，以及通过水路网络连接起来的农村。[36]此处依据高桥的研究成果，概观城市化进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如何被乡镇志的编纂者所接受，并产生了哪些对乡土不一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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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宝山县南部江湾镇的情况为例。受到编纂《宝山县续志》影响，江湾镇当地开始《江湾里志》的工作，于1924年刊行。参与编纂者是当地精英人士、后来也参与了纂修《宝山县续志》的钱淦（1875-1922）。关于清末民初江湾镇的城市化进展，钱淦有如下描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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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江湾当上、宝两邑绾毂之衡。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今则自镇以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商埠之发展，直与上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繁盛殆甲于全县。以故物质上之文明进步、政教风俗上之递嬗变迁，较之他市乡尤多特殊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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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镇不过是江南到处都有“三里之市场”的其中之一例，却随着镇南部的道路整饬，增强了其作为交通要冲地位，并与上海中心城区“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成为最繁盛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肯定江湾镇城市化的进展，并以“文明化”为尺度，评价和认同乡土的意识（当然对《江湾里志》中各种城市化现象，作者并非都抱持肯定的态度，而对于“政教风俗上之变迁”，则产生了不同的意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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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里志》中所肯定的“文明进步”，在与租界道路相隔的上海法华乡，则是由于爱国意识而相互结合，促使乡土意识高涨。与《江湾里志》几乎同时在1922年刊行的《法华乡志》，序文中感叹：“乡中之马路，外人日思增辟，而因以为利者，竟甘为虎作伥，以致主权随路权而俱去。而乡之范围日以小，乡之交涉日以繁，乡之人民且日失其自由而冥然罔觉”，表明租界越界及道路扩张，使得中国主权被剥夺，以及对主权丧失、乡民主权意识淡漠的忧虑。与“路权”一样，乡志中对于主权被侵害的后果，作了如下陈述：“对于外人之擅自筑路及侵害主权之处，俱能洞若观火。而笔之于书，是真能以爱乡之心，以爱国者，视王志之重要为如何也。赟虽居是乡，颇少闻见。惟对于国际主权及地方自治之关系，不得不为乡人告，爰书其大略，而为之序”，宣告由唤起爱乡心，从而达到发扬爱国心的“使命感”。[38]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租界对西方文明传入的近代上海所具有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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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城市化和产业化都没有进展的地区，乡镇志又该如何捕捉乡土呢？保留水乡面貌、被高桥孝助当作研究对象的宝山县月浦乡，《月浦里志》里频繁地出现“吾乡僻处海滨”一类的描述。虽说其位居上海近郊，可是由于道路、铁路的整饬落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还未完成城市化和产业化。《月浦里志》实业志中对民国时期当地的情况，有下列描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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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乡僻处海滨，交通不甚便利。除普通工艺外，并无工厂创设，普通女工多恃纺织以营生者。今自洋纱盛行，土布价值又复衰落，获利渐薄；业此者仍墨守成法，不知改良。民国十年，里人张鉴衡在北弄本宅创办裕民棉纺厂，设机三十余乘，专织毛巾，运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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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指出妨碍月浦乡产业化的主要原因，是墨守旧法、不知改良的落后乡民意识，并说明采用“新式技术”的工业，以及土布改良的必要性。以实现近代化为目标，对比目前尚未达成近代化乡土，这种状况当时广泛存在于上海近郊的农村。例如，奉贤县的乡土教科书《奉贤县乡土志》之中，描述“我邑僻处海滨，交通不便，工商等业都不能发达，但农产物很多”；虽然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及水产品，但由于工商业不发达，使得产业化过程中，地方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从中可以看出同样的危机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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