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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急速达成城市化的市镇,与城市化、产业化迟迟无法开展的农村相比,两种地方乡镇志所展现的乡土意识,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事物,实则有其共通意识。以上海的城市化、产业化为基准,为乡土文明化的程度排序,可说是同一价值观的表里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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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俗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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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里志》肯定“物质上之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对都市化进展所带来的“风俗上之变迁”,亦即传统质朴风俗转变为追求华丽表示忧虑。接下来又对乡镇志的风俗志中传达的乡土样貌特质,进行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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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社会变动期的风俗变迁得到士大夫们的强烈关注,对此在关于明末风俗观的研究中已有清楚的认识。这些研究指出:尊卑、长幼、贵贱等价值观的颠倒、乡绅阶层对于维持风俗的责任、对于风俗的历史认识以及个人的主体意识等时代特征。[41]清末以来,乡镇志的风俗志记述中,虽然还表现出浓厚的明末士大夫的风俗观所秉持伦理主体性性格,却也能看出被新的身体观、尚武观所影响,以及与西洋文明对比的“野蛮”与改造使命意识的增强。[42]在此,我们看一下乡镇志的具体内容。《法华乡志》中关于风俗的变迁阐述如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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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人物朴素,不事雕饰。士尚气节,农勤耕织,商贾无本安分,向称仁里。……自清咸丰庚申之变后,礼俗趋于简略,服用习为侈靡,不若昔时之敦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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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服饰日渐华美奢侈,使得乡民质朴之风丧失等口头禅,屡屡在地方志的风俗志中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来。《江湾里志》也对因为地价上扬而大发横财者奢侈浪费等情形深感忧虑,说“浮靡积习日甚一日”,反而导致“不如他镇之殷厚”的现象。[44]可以说,这是对立于 “物质上之文明进步”的赞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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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风俗不断退化的认识,不仅包括道路整饬后被城市吸收的地区,也在城市以外的地方广泛存在。《月浦里志》“俗尚素为简朴。近数年来渐染奢侈之风而不自觉”的批判中可以看出,[45]编者意识到月浦乡从质朴到奢侈的风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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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描写这类风俗的乡镇志编者的目的,并非只是希望借此回归到过去曾拥有的质朴风气。《月浦里志》的作者感叹,虽说“奢侈之风”受外界影响感染,但总的来说受外界的刺激很少,反倒是那些保留“保守之性”、不顾地方公益的乡民习性,这才是问题所在。作者所念及乡民应有的样貌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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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务农田家,耕耘收藏,非不作苦。然蹈故习常,不知改良。惰拙者习于晏安生计,日蹙莱芜,且不治也;其富有资产者,大都食租衣税以自足,不事勤动。纨绔少年、市井无赖沉溺于饮博鸦片,日使其习于堕落之途。稍知自爱亦惟逍遥茶酒,清谈以废正务耳。其能振兴实业,研究学理者,实居少数也。有志男儿当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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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描述风俗的特点,是改造乡民、乡土成为编者理想中姿态。亦即跟墨守旧法不知改良、吸食鸦片、沉溺茶酒、不务正业的乡民习性形成对比,提到农业改良与实业振兴以及培养具有适应这些劳动的身体规范和习惯的乡民的重要性。从所谓文明化、国家化的观点来看,清末城市中已经出现重视身体的观念,[47]民国后则广及于近郊农村。如此可以看到“近者世变日亟,渐知趋重尚武。男子间有肄习陆军,或应征入伍。女子亦皆崇尚天足,或讲求体育者矣”,改变了原来清代科考偏重文学,导致乡民体质偏弱,并对此抱持肯定态度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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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土志所见的文明化和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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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国时期江南的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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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在方志学领域虽广为人知,但仅被简单地提及,或旁证利用,几乎没有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研究。[48]针对于此,近年关注清末爱国言论特征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有关清末地理学形成过程、清末乡土志中展现的地域性、清末乡土志的编纂过程及题材等的分析著作。[49]尽管如此,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的关联、编纂时间和地域区别所产生的差异等问题依旧存在,对此尚未进行充分检讨,也是不争的事实。[50]以下参照已有的研究,概观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编纂的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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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乡土志数量若依省别统计,有山东96种、四川52种、新疆42种、陕西42种、辽宁41种。相较于这些省份,江苏有19种,浙江有9种,数量称不上多。[51]之所以清末乡土志的编纂数量会有这些差异,是因为接到编纂命令的地方官员各自的应对方式的区别,还有受到学校教育制度的拓展状况,以及地方志之间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当下通行的看法是,在学校教育制度普及的江苏、浙江两省,由于清末学校教材及地方志已相当丰富,反而并未出现积极编纂乡土志的现象。这方面可指出下列两项特征。第一是关于乡土志的名称。除了以某某乡土志命名之外,还有诸如侯鸿鉴的《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陈罗孙的《通州历史教科书》《通州地理教科书》,旧卢的《常昭乡土地理教科书》《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等,以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命名的刊物也包含其中,[52]历史与地理分开编纂则是为了应对初等小学堂章程。关于此类刊物名称及体裁的差异,巴兆祥将其分为依据《乡土志例目》的例目派、依据地方志的方志派、采用教科书体裁的教科书派。[53]此外,程美宝则把乡土志与乡土教科书之间的差异,视为刊物出版及教科书体裁的区别。[54]江南乡土志中,乡土教科书占有相当比例,是由于许多编纂者在编写的同时,也考虑到能否用于教育的实际状况。由此可见,到民国以后,江南地区编纂乡土志比清末更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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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纂者具有的社会背景特征。清末乡土志大量编纂的地区,由地方官主导,并得到当地士绅阶层的合作。然而就内容和体裁而言,则有相当大的差别。清末民初江南乡土志的编纂者特征有:1.担任行政官员或议员等公职;2.从事小学教员等教育工作;3.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第一项可举的事例,有《川沙县乡土志》的编者陆培亮,曾在编纂期间担任县视学。另一个例证是《陈行乡土志》其中一位编者秦锡田,如同第三章中所介绍,他曾历任江苏谘议局议员及上海县参事会议员。[55]第二项可举的事例,包括《崇明乡土志略》的作者昝元恺、《陈行乡土志》的作者孔祥百等人都是教员;《奉贤县乡土志》的作者朱醒华和胡家骥,则均为县教育会的成员;《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的作者侯鸿鉴(1872-1961),是竟志女子中学及模范小学的创办人。[56]第三项可举的事例是《陈行乡土志》作者秦锡田及《川沙县乡土志》作者陆培亮,分别参与了县志编纂工作。并且诚如上一节所言,相当多的乡土志材料出自于地方志,便可看出其中展现了当时的地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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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这些乡土志是否被实际运用在学校教育上?乡土志究竟是否应用于教学,我们无从得知,但有几种的乡土志的确与实际教学之间存在关系。《川沙县乡土志》分别于1913年初版、1915年再版、1918年第三版,据说数年间被用作教材。[57]除此之外,如《奉贤县乡土志》中描述“朱君醒华与胡君家骥前曾合编乡土志一册,分历史、地理、物产三刊发。各校用者颇多”,亦可为佐证。[58]并且,在《通州历史教科书》与《通州地理教科书》的封面上,标记有拙劣的汉字“胥以恩”,笔者认为是出自曾经使用过此书的儿童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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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清末江南的乡土志尽管编纂数量不多,但作为乡土教科书形式出版的情况则相当常见,且由担任地方公职的精英人士及教师们主导编纂,这点也可说是民国以后乡土志编纂增加的背景因素。程美宝对乡土志的地方性特征,曾有过启发性的论证。在她探讨清末广东乡土志中展现国家观念与乡土意识之间关系的论著中,反映了汉族内部族群集团间争夺地方空间及利益冲突等社会状况,指出了广东乡土志编纂过程中如何将集团定位且如何叙述等问题。[59]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江南乡土志里乡土与国家存在何种关系,并厘清乡土又是如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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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陈罗孙《通州地理教科书》《通州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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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以陈罗孙的《通州地理教科书》《通州历史教科书》为主进行探讨。理由是作为张謇主导推动的通州近代学校教育的成果,这两本书作为卓越模范,为全国所熟知,展现了清末以近代化为目标的成果。作者陈罗孙在南通的地方志中不曾被记录,所以其经历不详。从教科书中赞赏张謇主导的实业振兴和普及近代学校教育等内容来看,可以断定陈本人是张謇的支持者,或是立场相近的知识分子。通州(民国之后的南通县)虽是整个清末民国时期少有的编纂4种乡土志的地区,但在《(通州)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南通乡土志》以及《南通县乡土志》这三个版本的乡土志内,几乎没有出现赞美张謇的内容。[60]由此对照,陈的著作可间接体现出陈氏本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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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通州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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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两本著作的组成,分别是地理上编36课、下编28课、历史40课,总共104课,作为初等小学堂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的教学使用。第四学年起则设定江苏省地理、历史的课程。首先,《通州地理教科书》的内容可分成两方面特征来考察。第一是直观的教授方法,前半部以位置、疆域、沿革等为开端,伴随具体的地名、地形的介绍,展开内容,被认为是模仿地方志的体裁,以反映“先须就当地道里、形势、人物、名迹,引起直观的观念”为目标。[61]乡土的事物,乃至“一草一木”都让学龄儿童深感亲近而热爱,是一部以直观理解为前提编写而成教科书。类似的乡土形象,在《乡土志例目》及其他的乡土志中广泛可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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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倡导乡土改良的必要性。地理教科书最后6课几乎都是与实业相关的内容,简洁地提示通州农业、商业、工业、林业、渔业、盐业的现状及其应该进行改良的部分。[63]乡土改良的目标,凡例云“历史以人类进化为主义。此编亦本此双眼,教授时宜以前后比较,俾儿童知天演竞争之概”,明示“天演竞争”生存成为乡土目标。[64]因而,乡土必然会卷入“天演竞争”的过程中,从乡土内部寻找优胜劣败的特质,以此成为通俗的社会进化论历史观,并解释乡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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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历史教科书》共有40课,依时间发展阶段分为太古纪、中古纪、近古纪,从陆地的发现到文明的诞生、春秋时期到明末、南京条约之后到清末新政等历史分期。其中,特别强调所谓“人类进化”观点认识历史的意义,但有8课内容被划分到中古纪部分,是关于“倭患”的部分。饶富兴味的是,在第二十二课的注解中对于倭寇,冠以“今日本虾夷人”。[65]参照历史事实而言,这不过是荒诞无稽的说法,但就展现日本“劣种”阿伊努人的对抗关系而言,可以观察当时如何传授人类存在的“优胜劣败”的具体情况。[66]关于因倭寇导致的损失、被害以及通州社会的反应,5课的内容中予以描述,并在后面概括如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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