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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祝志学：《诸暨乡土志》，《我爱我乡》，1933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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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通州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对于乡土事物乃至“一丝一缕，一草一木”都能感到亲切，利用其开展乡土教育的构想是《乡土志例目》中所提倡。见《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拟通编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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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崇明乡土志略》，《王绍曾叙》。只有此序文著于19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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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具体的乡土志目录稿，请参见本书附录《乡土志目录稿》（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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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五章 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陈行乡土志》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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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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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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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用之前已提到的《陈行乡土志》，来分析市镇级别的地域社会中所见的乡土意识。通过检视编纂者在《陈行乡土志》的言论，厘清清末民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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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上述问题前，笔者希望概述一下本章的视角。如同杜赞奇巧妙地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一词，中国王朝是以官僚机构将人、物两方面组织起来，通过科举选拔那些符合道德规范，体现文化象征的人才，贯彻其社会统治。[1]长时段观察清末民初的政治，超越这一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则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机构由“上”来组织、向“下”渗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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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陈行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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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政治体制的观点来看，有必要审视过去担任地方公共事务的精英阶层，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如何参与推动地方政治及其影响和变化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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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民国初期上海县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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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文化及规范意识的角度而言，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一方面虽将国家与社会结合的新范式定为目标，但同时也须注意科举废除带给人们的影响。实际上，地方精英阶层撑起了创办学堂和教育行政机构的营运，他们在地方上引进近代教育，同时推动新的规范，并阐明其究竟为何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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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问题的关心，本章探讨清末民初时期由官方奖励编纂的乡土教科书，实际上是由哪些地方社会的人士负责，并且以何种意图来编纂，以及加入了怎样的规范意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助于理解对于来自上层官方设定的框架，在“下层”所开展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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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讨论之前，首先对史料进行若干说明。由于着眼以乡土志为中心史料，本章将采用《陈行乡土志》（沈颂平编，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藏1920年石印本，现收录于《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进行分析。《陈行乡土志》是由上海县陈行乡的精英编纂，在孔祥百所写的序文中，编者除了沈颂平及孔本人之外，还有胡祖德、秦锡祺、秦锡田三位参与。其中内容如表5-1（附于章末）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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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陈行乡土志》进行分析的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如前所述，“乡土志”为清末民初时期所特有的史料。第二，乡级的乡土志是由地方精英所自发编纂，与江南地区大量编纂的乡镇志密切相关，反映江南的地方性。[4]此外，清末民初地方政治以县级区域为分析对象的研究虽日益增多，但关于乡镇级的研究仍很难说已到了十分充裕的程度。[5]《陈行乡土志》作为乡镇志的同时，也是厘清乡镇级社会实际情况的重要线索。[6]就此而言，《陈行乡土志》可说集合了清末民初以及江南地区两项要点，是饶富兴味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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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使用的另一主要材料，则是与陈行乡相关的“乡土史料”。这是指中国大陆近年陆续出版的新编地方志，依据有关地方社会的各种原始史料所编写而成，笔者将此类原始史料统称为“乡土史料”。由于乡土志以儿童为阅读对象，故其记述较为简略，事实上就提供有关当时背景所进行分析的信息方面，也未必充分。而补足乡土志史料局限的，便是“乡土史料”。《上海市上海县志》（上海市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及此前编纂的《陈行志》（上海县陈行公社编志组编，1985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上海地方文献阅览室所藏），即是依据陈行乡的“乡土史料”为主要材料，其中有编纂《陈行乡土志》的地方精英代表秦锡田文集《享帚录》（八卷，1930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所藏）、《享帚续录》（三卷，1941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所藏），还有其他精英人士的文集、年谱、族谱等。[7]通过此类史料，可以追索《陈行乡土志》的记述及作者活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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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一节整理关于加入地方自治机构的地方精英，以《陈行乡土志》的作者为中心。紧接着第二节，概观陈行乡领导阶层主持的教育活动。在第三节中，探讨有关《陈行乡土志》描述征税背景下的财政问题。最后第四节，以“改良”“合群”等关键词为线索，检讨《陈行乡土志》的教育思想及描绘作者构想的新秩序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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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由于本章内容与第三章具有密切关联，故已包含一部分第三章的论述。为了方便行文讨论，本章中会再重复提起。文中有引自《陈行乡土志》之处，则直接记为“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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