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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海农村的地方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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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世纪的陈行乡与陈行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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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简要说明陈行乡的概况。陈行乡位于黄浦江东岸的浦东地区，与三林乡、杨思乡共同构成上海县的东南部（第一课《位置》；第二课《沿革》）。[8]该乡地形东西约为6.5公里，南北约为2.5公里，是总面积23.5平方公里的横长型地带。在清代的征税体系中，该地区被划为二十一保的东半部分，下辖有七图，故被称为“陈行七图”（第三课，图保面积）。南汇县的漕运路线周浦塘，是从南汇县的经济中心周浦镇，东西贯穿陈行乡而注入黄浦江。周浦塘沿岸以东每隔约1.5公里，分别分布着题桥、陈行、塘口三镇，特别是位于陈行乡中心的陈行镇，为当地的经济中心（第四课《市镇》）。在第五课《村落》内有如下记述：“本乡村宅，多者十余家、少止二三家（至少者曰独家村）。从无聚至数十百家者。团结之力不坚，即此可见。”显见陈行乡周边并没有形成共同性的村落。如同先前指出的“乡脚”那样，江南地区的商品投入市场，以满足生活层面上各式各样的需求，市镇之间相互结合的领域，形成乡民生活空间，[9]陈行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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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陈行乡的经济状况，考察一下产业与交通。关于陈行乡的产业，诚如“吾浦东出品、生货唯棉、熟货唯布”所描述，[10]属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低洼地带，陈行乡周边广泛栽种棉花及制造棉布等商品作物，成为集散市镇。樊树志从集散商品的职能特性，把江南市镇分为棉布业市镇、丝绸业市镇、粮食业市镇等三类型，陈行乡在此属于棉布业市镇。[11]然而，近代原属于土布市场被洋布抢夺后，棉布业市镇也走上衰退的道路，而倚赖生产商品作物维生的乡民，生活遂陷入困境。[12]针对这种情况，在第十二课《户口》中，根据1912年乡公所户口调查所得的数字，若将200公顷的耕地平分给12240名陈行乡民，则每人得到的土地尚不及2亩，所以有“非振兴实业，讲求殖民政策，则户口日繁，而生计日窘。后将何以图存”的危机感评述。乡民试图通过农业经营的商业化，克服不可避免的人口压力，并直接面对商业不振导致的严重问题。虽然与租界相邻的地区，都逐渐开始建设制丝工场等近代产业，但陈行乡周边却未能开展工场建设，吸收农村剩余的劳动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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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明支撑物流、人流所不可缺的交通。陈行乡通往近邻市镇及上海的渠道，依然仅有水路（第六课《水道》；第三十七课《交通》）。20世纪20年代浦东地区进行整饬道路，巴士、铁道开始运行，连接上海与川沙的上川交通股份公司及连接上海与南汇的上南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21年开始营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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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陈行乡与上海的中心城区距离尽管很近，但与跟租界相邻的地区相较，并无城市化进展，可说整个江南地区的农村都有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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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陈行乡的领导者，《陈行乡土志》中共列举了13名。其中3名是陈行秦氏，而参与《陈行乡土志》编纂工作的就有其中2名，可见秦氏一族是陈行乡强大宗族的代表。秦氏在南宋时期由扬州南渡至上海县，元末名人秦裕伯后来成为上海县知名城隍神（第三十九课《名人一·秦裕伯》）。明末之际移居到陈行镇，之后便以此作为主要活动的据点。乾隆以后，先后有进士1名、举人1名、贡生2名、生员和监生13名，在陈行乡及其周边地区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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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岛敦俊认为16世纪的商业化带来的社会变动，使江南农村地区开始出现掌握主导权的精英阶层，分别是：①担任社村一级的富农；②担任“乡脚”，即以市镇为中心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生活圈（在此将这类地区权宜地称为“乡镇社会”）的市镇生员、商人阶层；③领导“县社会”的乡绅。[16]若是以此为据，19世纪负责陈行乡公共事业的陈行秦氏，是拥有生员资格的精英人士，可算作第2种类型，属于负责乡镇社会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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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具有代表性的3人，尝试观察其活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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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惟梅（1786—1867），生员，曾担任图董。全力参加地方公益事业，特别是在陈行七图的周浦塘浚渫免役申请中，活动尤为明显（第四十五课《名人七·秦惟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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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秦绣彝（1818—1875），惟梅之侄，生员，曾担任陈行团练局总理。1866年在浚渫周浦塘的徭役负担问题上，曾与南汇县方面进行过交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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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秦荣光（1841—1905），惟梅族孙，贡生。在成为悬案的周浦塘徭役负担问题中，曾与各级官员努力斡旋，最终获得免除徭役负担的胜利。除此之外，秦荣光对各种地方公益的相关事业，如慈善、教育等的贡献不胜枚举。通过教育活动，培养了众多地方上的人才（第五十课《名人十二·秦荣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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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陈行秦氏的活动内容，他们负责水利、荒政、慈善、学堂设立等各种地方公共事业的同时，也发挥了征收赋税及维持治安等的功能。稻田清一分析乡镇社会精英人士的活动，特别着眼于对管辖的地理范围进行分析，并曾指出“镇董制”的存在，[20]陈行秦氏的活动正是“镇董制”的一个实例，之后他们被纳入担任地方自治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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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民初的地方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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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见章末）为史料整理后陈行秦氏参与的各种公共事业。从中可看出：许多事业是由秦荣光开启，继而子孙传承。下面将表5-2中出现的人物举出6位，概观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活动内容。其中①～③为《陈行乡土志》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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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锡田，举人时通过捐纳，担任过内阁中书及湖北候补同知，是所谓的乡绅。他始终致力于上海县地区的诸多事业，从清末至20世纪10年代曾担任江苏谘议局、陈行乡议事会、上海县议事会及参事会、江苏省议会等机构议员，在公开的政治场合反映其在地方上的要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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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胡祖德，拥有生员资格。陈行胡氏代代驰名于商界，胡祖德本人也因其商业才能，使得家财倍增，生活颇为富裕。对于水利、桥梁建设、慈善事业、教育活动等捐助，他经常率先响应，也为出版《陈行乡土志》提供资金。伴随着地方自治制度引进，胡氏被选为乡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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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孔祥百，拥有生员资格。清末前往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求学，归国后于三林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浦东中学等处执教。他曾亲自组织学生自治会，致力于地方自治人才的培养工作，是《陈行乡土志》的主要编者之一。辛亥革命前后，历任陈行乡议事会议长及副议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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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⑥的3人曾协助秦锡田等人创设学堂，推动近邻地区的各项事业。④、⑤在第三章中有所提及，此处以近代教育事业的市镇级推动人物身份，重新介绍其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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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赵履福是三林赵氏一员，拥有生员资格。地方自治实施后，曾担任乡议事会议长，之后就任乡董，尽力于水利事业、团练、救荒、户口调查等充实乡政的工作。他曾与商人阶层合作，推动了三林塘镇的电灯敷设、维持工作，以及清扫道路等公共事业，在任期间对乡政的整饬有极大的贡献，同时也是早期推动创设学堂的人物之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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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汤学钊是以三林塘镇为活动中心的商人，曾经营房地产、米行、当铺等，为近邻地区市镇级的杰出商人。汤氏担任过三林商会董事，以其丰富的财力为背景，整饬道路、桥梁，更在慈善事业之外创设乡学校，提供资金。地方自治实施之后，历任乡董及乡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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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周希濂，出身于杨思周氏，代代以武艺高超而为人熟知，拥有武举人功名。他曾担任过杨思局董，引进新式农作法，在数十亩的土地上栽种稻、棉，以及进行养蚕工作，是位收入颇丰的地主。由于对地方公共事业处理公正而博得众望。三林书院创设之初，周氏先是捐赠50余亩土地，对于教育活动也积极参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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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6人的履历，由于依据的是秦锡田撰写的墓志铭及人物传记，虽不免有过分强调其对地方社会的贡献之嫌，但也由此能确认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中精英阶层引进近代教育的性质。其中能归纳出两点特征：第一，他们都出身于以市镇为社会基础的强大宗族，是地方知识分子及知名人士，多有生员资格，后来成为清末创设乡级学堂的推动者。第二，以市镇为活动据点的商人阶层，汤学钊、胡祖德二人都直接从事商业。即使本人并无参与商业活动，如赵履福，然而地方知名人士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密切，不言而喻。由此不难想象，创设学堂的资金也是仰赖于市镇商人阶层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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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谈谈这些地方精英阶层与地方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市镇级的近代教育推动者，在地方自治实施之后，在自治区的乡区，曾试图表达其政治意见。第三章表3-1整理了辛亥革命前后陈行乡地方自治职位的人员组成。从陈行乡人口为12240人（1912年的户口调查）推测，大约有420人是掌权者，而且我们可以得知其中有19人参与乡政工作。若是仔细观察，与秦锡田相关的精英人士，约半数担任了乡董、乡佐、议事会正副议长等主要职位，以秦为中心的关系网，构成乡政最大的派阀。并且，前面检讨的三林乡2名精英人士，担任议事会议长、乡董等三林乡自治机构的要职，可从第三章表3-2得到确认。从中可以看出，《陈行乡土志》的编纂也与地方政治情况的渊源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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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见，以《陈行乡土志》作者为中心的地方领导阶层，掌握了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县农村地区的地方社会主导权。市古宙三曾指出：这些精英人士为了维护阶级利益，而采取西化、利己的改革。[27]之所以有这些利己的态度，原因在于科举废除，国家与社会失去了儒教的维系，导致依靠这一道德规范的地域社会，出现了施行“善举”的——亦即推动改革的近代知识分子与继承各种公共事业的“土豪劣绅”精英阶层产生分化。前者的代表是以《陈行乡土志》编者为首的地方精英阶层；他们登上近代教育机构及地方自治机构等公共政治舞台，与企图吸纳精英人士的清廷意图完全相反，以致在地方自治的财政问题上，和传统的行政机构所持态度不同，使得问题愈发尖锐。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乡土教科书记述中也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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