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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周希濂，出身于杨思周氏，代代以武艺高超而为人熟知，拥有武举人功名。他曾担任过杨思局董，引进新式农作法，在数十亩的土地上栽种稻、棉，以及进行养蚕工作，是位收入颇丰的地主。由于对地方公共事业处理公正而博得众望。三林书院创设之初，周氏先是捐赠50余亩土地，对于教育活动也积极参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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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6人的履历，由于依据的是秦锡田撰写的墓志铭及人物传记，虽不免有过分强调其对地方社会的贡献之嫌，但也由此能确认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中精英阶层引进近代教育的性质。其中能归纳出两点特征：第一，他们都出身于以市镇为社会基础的强大宗族，是地方知识分子及知名人士，多有生员资格，后来成为清末创设乡级学堂的推动者。第二，以市镇为活动据点的商人阶层，汤学钊、胡祖德二人都直接从事商业。即使本人并无参与商业活动，如赵履福，然而地方知名人士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密切，不言而喻。由此不难想象，创设学堂的资金也是仰赖于市镇商人阶层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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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谈谈这些地方精英阶层与地方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市镇级的近代教育推动者，在地方自治实施之后，在自治区的乡区，曾试图表达其政治意见。第三章表3-1整理了辛亥革命前后陈行乡地方自治职位的人员组成。从陈行乡人口为12240人（1912年的户口调查）推测，大约有420人是掌权者，而且我们可以得知其中有19人参与乡政工作。若是仔细观察，与秦锡田相关的精英人士，约半数担任了乡董、乡佐、议事会正副议长等主要职位，以秦为中心的关系网，构成乡政最大的派阀。并且，前面检讨的三林乡2名精英人士，担任议事会议长、乡董等三林乡自治机构的要职，可从第三章表3-2得到确认。从中可以看出，《陈行乡土志》的编纂也与地方政治情况的渊源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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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见，以《陈行乡土志》作者为中心的地方领导阶层，掌握了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县农村地区的地方社会主导权。市古宙三曾指出：这些精英人士为了维护阶级利益，而采取西化、利己的改革。[27]之所以有这些利己的态度，原因在于科举废除，国家与社会失去了儒教的维系，导致依靠这一道德规范的地域社会，出现了施行“善举”的——亦即推动改革的近代知识分子与继承各种公共事业的“土豪劣绅”精英阶层产生分化。前者的代表是以《陈行乡土志》编者为首的地方精英阶层；他们登上近代教育机构及地方自治机构等公共政治舞台，与企图吸纳精英人士的清廷意图完全相反，以致在地方自治的财政问题上，和传统的行政机构所持态度不同，使得问题愈发尖锐。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乡土教科书记述中也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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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方精英阶层的乡土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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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节所分析的地方精英，伴随清末新学制的引进，进行了统称为“乡土教育”的各式教育活动（参见表5-2、表5-3）。以下大致分为一、近代初等教育的引进；二、其他教育活动，概观其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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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初等教育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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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末教育制度改革，学堂创设及教育行政机构的运作，以地方精英阶层为焦点，从地方视角观察近代教育引进过程，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高田幸男有关无锡教育界的动向，曾受到许多关注。高田分析了清末无锡教育行政机构的形成过程，以及集结于此的精英，将当时地方精英的教育活动，视为参与地方行政的一种方式。此后，便形成推动地方近代教育的“教育界精英”阶层，认为这群人组织的教育会、劝学所，具有强烈的自治机关色彩。[28]此外，高田详细分析无锡教育会成员的组成后，更指出“教育界精英”阶层以国民革命为界线，从士绅集团转变为专业的教职员团体。[29]本章所援用《陈行乡土志》的作者，特别是秦锡田及其父亲秦荣光，即是高田所指的国民革命前典型的“教育界精英”阶层。下面尝试来看看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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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清末教育改革风气之先，早年秦荣光设立私塾，致力于教育的普及。集名望于一身的他，曾广泛招纳以陈行乡、三林乡为首的上海县邻近的各地人才，希望推动地方自治的近代化。而且，他深感科举考试内容的空疏和实学无用之痛，担忧农家子弟缺乏学习的机会，无从获得新知。因此，秦荣光便将秦公祠的经费，分发于三乡各地，共创设了6间私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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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县城官立的书院不同，地方教育活动至多停留在私塾的阶段，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设立三林书院才发生转机。此前一年，秦荣光发起创设三林书院的提案，与陈行秦氏存在亲戚关系的杨思乡周希濂、三林乡汤学钊等人，分别捐赠出50亩田地。其他的精英人士对此活动也伸出援手，因此秦荣光募集了将近200亩的田产。[31]第二年，秦锡田承继父命，与赵履福共同在三林塘镇创立三林书院，负责实际校务；[32]三林书院之下又附有作为预科教育部的三林义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乡各地分设了20余所三林书院的附属义塾。这些义塾历经整合及科举废除之后，成为初等小学堂的母体（第二十八课《教育二·公立义塾》；第二十九课《教育三·国民学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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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书院传授哪些课程呢？当时上海县城为了顺应时代变化，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学堂，三林书院则是模仿了敬业书院。[34]该书院开设师范课程，招收拥有生员程度学力的学生，教授经学、史论、算学、舆地、财务等科目，甚至也传授英语及法语。[35]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称为三林学堂，来年以学部章程为基础，改编科目，并购入理科的实验器具及增设操场等，充实教育内容。[36]为了顺应时代风气，还开始派遣留学生赴国外进修。在可以确认的范围内，三林学堂有6名毕业生前往日本弘文学院（4名）及早稻田大学（2名）留学；而陈行乡出身者占有4名，其中2名于第三章的表3-1可确认其姓名。[37]他们留学期间所获得的“新知识”，反映在教育场合及地方社会上。据此，三林学堂以培养担任地方社会人才的精英教育中心而广为人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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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秦荣光的教育活动，进而发扬光大者，则是他的长子秦锡田。秦锡田一方面身兼上海县劝学所学董、学务审查长、财政协董等教育行政机构要职，同时从清末起担任地方学务公所新设的东南联区（三林乡、陈行乡、杨思乡）代表，以及三林学校校长等职务，达30年之久，为三乡的初等小学校教育活动，竭尽心力（参见表5-3）。有关秦锡田进行整饬、扩充初等小学校的具体教育内容，虽其本人并无留下痕迹，但从《陈行乡土志》编者孔祥百传记的零碎信息中，可以观察到当时一些情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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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归国，即任三林学校教务。修改规则，缧选教材、矫正乡里僻陋之习惯，而灌输以新学识。又为学生组织治会，以星期日开会讨论利弊兴革事宜，而贡献于校长。同学细微之过误，辄公开评判，纳学生于规范之中，以促进其爱国之热忱，实行其合群之义务。行之十余年，学生皆发展其才力，树地方自治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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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百曾被派往日本弘文学院，在速成师范科研修新式教育法。秦锡田提到所谓“新学识”，是指地方自治和支撑此制度相关的人才培养教育等知识，当时主要是从日本引进的。从孔祥百的传记及接下来要探讨的其他教育活动可明确得出结论：对希望本地社会初等教育得到普及的精英阶层而言，教育活动主要着眼点在于地方社会的总体性建设，以及能够培养献身于本地的人才。这样的教育活动，之后也以《陈行乡土志》为形式展现出来。在本地自发性地建立秩序的方法，以及后来在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及乡村建设运动等农村启蒙运动中，也得到了继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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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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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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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第十二课《户口》中所描述，上海周边农村因土布销售的不景气，加上逐渐表面化的人口压力，贫困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面对如此情况，光绪三十二年（1906）秦锡田向松江府知府戚升准上陈解决策略。[41]这里要针对内容进行简单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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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锡田上陈的直接因素，是戚升准公布的米禁政策，只有持有购入证明书的人方可购米。秦氏认为，交通极度不便及衙门胥吏的垄断等弊端才是导致米禁的原因，并举出“欠米”也是造成实施米禁的理由，主张必须谋求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对策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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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宜讲求农学，参用新法，务使收获之数倍于曩昔，庶几田不加增而米益加多。余一余三，三可坐致。已请执事分饬各县，遴选勤学有志之农家子弟，资遣出洋，专习农科，毕业归国即于四乡设农学堂、开试验场，劝导农民改良旧法，七年之病三年之艾，策迂而利长，唯赖贤有司倡导而督励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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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引进西洋近代农业，具体措施是开设农学堂和试验场。同时向乡民启蒙，作为推动近代农法普及的原动力，亦即通过“贤明”的地方精英人士来倡导、奖励，以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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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农业教育的计划于是在三乡施行。首先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制订了将三林学校改编为中等农学校的计划。按此计划，积善寺的40余亩田产将充为农业试验场，预定在学校后方空地种植数百株桑树。加上稻作及棉花栽培技术的改良，并引进以往地方上从未尝试过的养蚕方法。[42]宣统元年（1909），该计划的前半部分——设立农业中学预科虽然成功实现，但由于清末时局混乱导致筹备资金困难等的影响，第二年计划即告中断，学校改编为高等小学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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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尽管依然困难重重，但受到1930年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运动影响，成立了三林初级商科职业中学，[44]并于1931年商借积善寺的51亩田地，设立三林农业试验场，秦锡田则始终致力于乡村社会的职业教育活动。[45]正如费孝通所说那样，此类职业教育引进专业知识，产生了推动地方社会建设的新知识分子阶层。[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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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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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浦东地区存有大量游民。他们成立了被称为“光蛋”“枭匪”等组织，经常骚扰地方社会，导致秩序急速恶化，精英人士苦于应付。这在秦氏父子的记述中都曾言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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