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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谘议局第一回常会上讨论的地方财政问题，焦点在于征税的方法。[58]就像被描述成“官民冲突”那般，江苏谘议局探讨支撑立宪制的地方财政时，官民双方表面上有不同的看法。先看一下官方的意图。江苏巡抚瑞澄提出的《议整顿契税方法案》中，房地产的契税课征有每年回避登记及虚假的金额报告等问题，被指出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征税与契约相互冲突。妨碍征税的主要因素，如户部新公布的章程之中，订立卖契每两九分、典契每两六分的税率，太重的税负使得非法行为剧增，要求谘议局研究更为有效的征收方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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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秦锡田提出《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回避支付契税及虚报金额，对州县衙门在征税时的浮收问题陈述如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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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征集契税，每银一两，照忙银例，收钱二千四百文。而银元亦照柜价核算，每元抑短钱一百七八十文。是民间完纳契税一两，应出银二元一角。按之市价，浮于正供者三之一。夫契税无所谓公费也，无所谓规复赔款也。乃故比附忙银，多取为利，是上以影射为取巧也。上愈取巧，下愈隐匿，上下相蒙，实上行而下效也。议员窃以为枉不可正人，兴利必先除弊，课实行整顿，亟当禁止浮收。闻浙省新奉部文，准以银元完纳契税，似宜彷照办理。每龙文银元一枚，作库平银七钱二分；小银元一枚，作库平银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悉以银元铸字为准。如此则斠若画一，民间易于遵从，似亦整顿方法中之正当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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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议案内文中出现的“柜价”，秦锡田指出“浮于正供者三之一”。本来浙江省制定的契税兑换率——龙文银元一枚兑换库平银七钱二分，若依此为据，库平银一两相当龙文银元约一元四角。如此一来，江苏省若决定将“柜价”基于市价使用银元来征收契税，促使契税纳入州县衙门征税的话，浮收情况将会消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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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锡田曾指出浮收中存在的两点问题。第一点，州县衙门在征收过程中，非法操作银元的“柜价”，浮收其差额。第二点，是契税的征收额，包括充作州县行政经费公费的附加税及赔款，并以这些为正税。既然州县政府的行政费用已包括征收正税，那么契税中再附加行政费用，则是非常不合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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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浮收行为的问题在于“州县衙门”。秦锡田的呈文以及邻近的精英人士的活动，都传达了这些问题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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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是关于周希濂个案。他向知县请愿，将位于杨思乡未登录的滩地地租充当小学堂经费，虽然获得批准，但“蠢保”与平民勾结，把滩地变卖给了上海南市的木商。周希濂尽管向知县请愿拘留地保，可是木商贿赂上海道台，迫使知县释放地保。[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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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例是在奉贤县。光绪末年，当地以自治会会长朱家驹为首的精英人士，向松江知府、苏州布政使、江苏巡抚等各衙门控诉知县朱庚旦在忙漕中的浮收行为，结果浮收的部分被充当学堂运营费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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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例是丹阳县征收正税之际，由于柜书“抑勒浮收”，遭到知县惩罚，并将浮收部分充当学堂及农会的费用。然而宣统元年（1909）9月，对惩罚柜书一事不知情的乡民发起了暴动，导致县衙门以及乡绅宅第均遭破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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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例在宣统二年12月（1911年1月），秦锡田指控松江府辖下各厅县衙门及胥吏，在征收正税之际并未通知“法定柜价”的情况下，操作银元价格而浮收差额。历经调查银元价格并决定柜价后，秦氏请求各厅州县能够遵守。除此之外，他还将此事告知厅州县自治公所，并向江苏布政使提出，要求对各地的城镇乡自治公所公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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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例是“州县衙门征税”的实际状况，可知官员有上海道台、知县、各厅县衙门等，行政机构的僚属有地保、柜书、胥吏（有几处提到柜书）。众所周知，清末州县政府的人事行政费用不能得到中央政府补贴，则运用非法的手续费来弥补，[67]形成兼具矛盾与惯性的浮收问题，已在上述事例中有所展示。第一至第三例皆与学堂的经费相关，浮收正税及杂税附加于教育财源与利害上，造成针锋相对的冲突。即使是第四例的情况，自治公所进行监督征税时，毋庸置疑着眼点仍在于确保地方自治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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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内容，实施新政而形成的“县财政”，使得州县对正税及杂税的非法附加征收，利害冲突更为显著。岩井茂树指称此为“原额主义”，对推动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阶层而言，这类传统性财政系统的问题，成为必须克服的对象。[68]秦锡田在江苏谘议局第一回常会上提出的其他议案中，具体说明解决对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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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正图籍，本为地方自治入手要着。故清查州县之荒地，不如清查州县之全境，尤为扼要。查宁属之通州、苏属之宝山县，业已办有成效。拟请两院行取通州、宝山章程，通饬各厅州县，参酌地方情形，仿照实行。先设速成测绘学堂，限令半年或一年毕业。学成之后，分赴四境，实地绘丈，检核单串，对勘图册，按亩清查，一丝不漏。则旧荒新涨，以及无粮无主之田，水落石出，朗若列眉。从前隐匿侵占各弊，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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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言及的宝山县，推行并管理清丈事业的清丈局，以及设立培养土地测量人员的绘丈学堂，已由负责地方自治的精英人士较早推动实施，被视为周边地区的模范。[70]通过清丈局及绘丈学堂主导的清丈活动，地方精英可正确地划定土地所有权，施行课税，并防止以往县衙门管理时任意分摊税额、改订鱼鳞图册等妨碍公平征税的行为。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民初负责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在确保财政基础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所以，如果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困境，了解前述两项议案意图的话，将地方社会定为自治区的“领域化”之举，催生出了地方意识。也就是说，官治与自治之间界线的划定更为鲜明，对抗传统行政机构的意识取代了从知县到胥吏的惯有行政职能，认识到确保地方财源是在地方自治制度下参与政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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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站在清末民初地方领导阶层的地方财政活动及其意图的角度，阅览《陈行乡土志》第十三课到第十七课的内容时，能够从中领会到什么呢？例如第十六课《杂税》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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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契税。民间田房买卖，填写印契。得业者照契价百分之六（典契减半）纳税于官，所以保障其所有权也。附属者为中费，供本乡教育之用也（得业者，绝契照契价百分之十，典契百分之五，出资以酬中保。中保复分十分之二，以纳乡公所，名曰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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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内容教导儿童纳税为“国民义务”，是非常有意义的。与此同时，也提到乡的教育费用，必须注意其与乡财政之间的关联。换言之，除了对地方民众灌输“国民义务”观念外，还加入了相关确保地方费用的权利意识。若从这类双重含意的角度观察，乡土志尽管记载简略，也含有某种明确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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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第十四课《钱漕折价》内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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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例，白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二百文。粮米折价，照市价为高下，最多时每石折钱八千七百文。民国定章，白银每两折银二元另五分（内一元五角为正税，三角为附税。县地方用九分，本乡实得二角一分，四年复加省税二角五分）。漕粮每石折银五元（内四元为正税，一元为附税。县地方用三角，本乡实得七角）。三年始，每元又加征收费银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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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先前列举确保地方费用的权利意识和官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可将此类记述当作琐碎的数字而已。因为此处登载的数字，理应是官方在征税设定“折价”之际，为了防止浮收、确保地方财源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此可看出地方领导阶层由于分配地方财源，形成与官方对立的强烈权利意识。并且，为了将这一权利意识传承给下一代，《陈行乡土志》的作者们，便在关于乡土的部分有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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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陈行乡土志》的教育观与秩序意识——“改良”与“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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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陈行乡土志》作者们活动的是何种理念？他们是以怎样的秩序为其目标？本节将以这些作者们相关的教育思想史料，检讨“改良”与“合群”这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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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整理一下有关“改良”的说法。《陈行乡土志》中有关风俗的记载，全部收在6课内。其中第十九课到第二十二课，笔者注意到作者对乡民的传统风俗，采取一贯的态度，例如，第二十一课《风俗三·迷信》中，透露出不屑的语气：“男女巫觋，自称重瞳，目能视鬼（俗称双仙人）；其执香而遍视房与灶者，名曰看仙；能召亡魂，凭附其身，而与生人问答者，名曰扎仙。人有疾病，辄叩其祸福，而延羽士祈禳，或邀亲友，求佑于神，名曰众保。浪费金钱，而医药转不暇计，坐致枉死，犹自咎鬼神为祟，真愚不可及也。”同样地，当死者埋葬不能得到吉地之时，对于搁置遗体的旧俗有这样的论述：“是皆民智未开，贻害风俗也。”（第二十课《风俗二·丧葬》）虽说这些情况的背景，是受到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影响，但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乡民的无知，是风俗败坏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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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锡田评价孔祥百活动，说他“矫正乡里鄙陋之习惯，而灌输以新学识”，[71]可见他们的教育活动，目的在于矫正习俗。而这些活动可概括为“改良”一词。例如，对于“民间嫁娶，每多无益之费，乐人、喜媪恣意需索”“今文明结婚，破除奢靡旧习，而信从者众。或亦改良风俗之一端也”（第十九课《风俗一·婚嫁》）。前一章曾说过，“改良旧法”成为引进近代农业之际无法回避的课题。[72]如此这般的“改良风俗”——在精英人士设想的秩序中进行农村旧俗的改良——所谓 “开民智”课题，也与之后启蒙运动是相同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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