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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谘议局第一回常会上讨论的地方财政问题,焦点在于征税的方法。[58]就像被描述成“官民冲突”那般,江苏谘议局探讨支撑立宪制的地方财政时,官民双方表面上有不同的看法。先看一下官方的意图。江苏巡抚瑞澄提出的《议整顿契税方法案》中,房地产的契税课征有每年回避登记及虚假的金额报告等问题,被指出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征税与契约相互冲突。妨碍征税的主要因素,如户部新公布的章程之中,订立卖契每两九分、典契每两六分的税率,太重的税负使得非法行为剧增,要求谘议局研究更为有效的征收方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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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秦锡田提出《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回避支付契税及虚报金额,对州县衙门在征税时的浮收问题陈述如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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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征集契税,每银一两,照忙银例,收钱二千四百文。而银元亦照柜价核算,每元抑短钱一百七八十文。是民间完纳契税一两,应出银二元一角。按之市价,浮于正供者三之一。夫契税无所谓公费也,无所谓规复赔款也。乃故比附忙银,多取为利,是上以影射为取巧也。上愈取巧,下愈隐匿,上下相蒙,实上行而下效也。议员窃以为枉不可正人,兴利必先除弊,课实行整顿,亟当禁止浮收。闻浙省新奉部文,准以银元完纳契税,似宜彷照办理。每龙文银元一枚,作库平银七钱二分;小银元一枚,作库平银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悉以银元铸字为准。如此则斠若画一,民间易于遵从,似亦整顿方法中之正当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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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议案内文中出现的“柜价”,秦锡田指出“浮于正供者三之一”。本来浙江省制定的契税兑换率——龙文银元一枚兑换库平银七钱二分,若依此为据,库平银一两相当龙文银元约一元四角。如此一来,江苏省若决定将“柜价”基于市价使用银元来征收契税,促使契税纳入州县衙门征税的话,浮收情况将会消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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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锡田曾指出浮收中存在的两点问题。第一点,州县衙门在征收过程中,非法操作银元的“柜价”,浮收其差额。第二点,是契税的征收额,包括充作州县行政经费公费的附加税及赔款,并以这些为正税。既然州县政府的行政费用已包括征收正税,那么契税中再附加行政费用,则是非常不合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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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浮收行为的问题在于“州县衙门”。秦锡田的呈文以及邻近的精英人士的活动,都传达了这些问题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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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是关于周希濂个案。他向知县请愿,将位于杨思乡未登录的滩地地租充当小学堂经费,虽然获得批准,但“蠢保”与平民勾结,把滩地变卖给了上海南市的木商。周希濂尽管向知县请愿拘留地保,可是木商贿赂上海道台,迫使知县释放地保。[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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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例是在奉贤县。光绪末年,当地以自治会会长朱家驹为首的精英人士,向松江知府、苏州布政使、江苏巡抚等各衙门控诉知县朱庚旦在忙漕中的浮收行为,结果浮收的部分被充当学堂运营费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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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例是丹阳县征收正税之际,由于柜书“抑勒浮收”,遭到知县惩罚,并将浮收部分充当学堂及农会的费用。然而宣统元年(1909)9月,对惩罚柜书一事不知情的乡民发起了暴动,导致县衙门以及乡绅宅第均遭破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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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例在宣统二年12月(1911年1月),秦锡田指控松江府辖下各厅县衙门及胥吏,在征收正税之际并未通知“法定柜价”的情况下,操作银元价格而浮收差额。历经调查银元价格并决定柜价后,秦氏请求各厅州县能够遵守。除此之外,他还将此事告知厅州县自治公所,并向江苏布政使提出,要求对各地的城镇乡自治公所公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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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例是“州县衙门征税”的实际状况,可知官员有上海道台、知县、各厅县衙门等,行政机构的僚属有地保、柜书、胥吏(有几处提到柜书)。众所周知,清末州县政府的人事行政费用不能得到中央政府补贴,则运用非法的手续费来弥补,[67]形成兼具矛盾与惯性的浮收问题,已在上述事例中有所展示。第一至第三例皆与学堂的经费相关,浮收正税及杂税附加于教育财源与利害上,造成针锋相对的冲突。即使是第四例的情况,自治公所进行监督征税时,毋庸置疑着眼点仍在于确保地方自治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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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内容,实施新政而形成的“县财政”,使得州县对正税及杂税的非法附加征收,利害冲突更为显著。岩井茂树指称此为“原额主义”,对推动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阶层而言,这类传统性财政系统的问题,成为必须克服的对象。[68]秦锡田在江苏谘议局第一回常会上提出的其他议案中,具体说明解决对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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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正图籍,本为地方自治入手要着。故清查州县之荒地,不如清查州县之全境,尤为扼要。查宁属之通州、苏属之宝山县,业已办有成效。拟请两院行取通州、宝山章程,通饬各厅州县,参酌地方情形,仿照实行。先设速成测绘学堂,限令半年或一年毕业。学成之后,分赴四境,实地绘丈,检核单串,对勘图册,按亩清查,一丝不漏。则旧荒新涨,以及无粮无主之田,水落石出,朗若列眉。从前隐匿侵占各弊,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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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言及的宝山县,推行并管理清丈事业的清丈局,以及设立培养土地测量人员的绘丈学堂,已由负责地方自治的精英人士较早推动实施,被视为周边地区的模范。[70]通过清丈局及绘丈学堂主导的清丈活动,地方精英可正确地划定土地所有权,施行课税,并防止以往县衙门管理时任意分摊税额、改订鱼鳞图册等妨碍公平征税的行为。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民初负责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在确保财政基础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所以,如果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困境,了解前述两项议案意图的话,将地方社会定为自治区的“领域化”之举,催生出了地方意识。也就是说,官治与自治之间界线的划定更为鲜明,对抗传统行政机构的意识取代了从知县到胥吏的惯有行政职能,认识到确保地方财源是在地方自治制度下参与政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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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站在清末民初地方领导阶层的地方财政活动及其意图的角度,阅览《陈行乡土志》第十三课到第十七课的内容时,能够从中领会到什么呢?例如第十六课《杂税》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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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契税。民间田房买卖,填写印契。得业者照契价百分之六(典契减半)纳税于官,所以保障其所有权也。附属者为中费,供本乡教育之用也(得业者,绝契照契价百分之十,典契百分之五,出资以酬中保。中保复分十分之二,以纳乡公所,名曰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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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内容教导儿童纳税为“国民义务”,是非常有意义的。与此同时,也提到乡的教育费用,必须注意其与乡财政之间的关联。换言之,除了对地方民众灌输“国民义务”观念外,还加入了相关确保地方费用的权利意识。若从这类双重含意的角度观察,乡土志尽管记载简略,也含有某种明确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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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第十四课《钱漕折价》内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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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例,白银一两,折收钱二千二百文。粮米折价,照市价为高下,最多时每石折钱八千七百文。民国定章,白银每两折银二元另五分(内一元五角为正税,三角为附税。县地方用九分,本乡实得二角一分,四年复加省税二角五分)。漕粮每石折银五元(内四元为正税,一元为附税。县地方用三角,本乡实得七角)。三年始,每元又加征收费银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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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先前列举确保地方费用的权利意识和官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可将此类记述当作琐碎的数字而已。因为此处登载的数字,理应是官方在征税设定“折价”之际,为了防止浮收、确保地方财源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此可看出地方领导阶层由于分配地方财源,形成与官方对立的强烈权利意识。并且,为了将这一权利意识传承给下一代,《陈行乡土志》的作者们,便在关于乡土的部分有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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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陈行乡土志》的教育观与秩序意识——“改良”与“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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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陈行乡土志》作者们活动的是何种理念?他们是以怎样的秩序为其目标?本节将以这些作者们相关的教育思想史料,检讨“改良”与“合群”这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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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整理一下有关“改良”的说法。《陈行乡土志》中有关风俗的记载,全部收在6课内。其中第十九课到第二十二课,笔者注意到作者对乡民的传统风俗,采取一贯的态度,例如,第二十一课《风俗三·迷信》中,透露出不屑的语气:“男女巫觋,自称重瞳,目能视鬼(俗称双仙人);其执香而遍视房与灶者,名曰看仙;能召亡魂,凭附其身,而与生人问答者,名曰扎仙。人有疾病,辄叩其祸福,而延羽士祈禳,或邀亲友,求佑于神,名曰众保。浪费金钱,而医药转不暇计,坐致枉死,犹自咎鬼神为祟,真愚不可及也。”同样地,当死者埋葬不能得到吉地之时,对于搁置遗体的旧俗有这样的论述:“是皆民智未开,贻害风俗也。”(第二十课《风俗二·丧葬》)虽说这些情况的背景,是受到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影响,但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乡民的无知,是风俗败坏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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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锡田评价孔祥百活动,说他“矫正乡里鄙陋之习惯,而灌输以新学识”,[71]可见他们的教育活动,目的在于矫正习俗。而这些活动可概括为“改良”一词。例如,对于“民间嫁娶,每多无益之费,乐人、喜媪恣意需索”“今文明结婚,破除奢靡旧习,而信从者众。或亦改良风俗之一端也”(第十九课《风俗一·婚嫁》)。前一章曾说过,“改良旧法”成为引进近代农业之际无法回避的课题。[72]如此这般的“改良风俗”——在精英人士设想的秩序中进行农村旧俗的改良——所谓 “开民智”课题,也与之后启蒙运动是相同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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