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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孔绣雨女士别传》，见《享帚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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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上海乡土志》作者在执笔当初并没有设立征税的项目，是阅览原稿的姚文楠建议后，才增列有关征税的记述，此一过程饶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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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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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关于度民桥修筑的过程，《梓乡杂录》的工程记有详细之记载。在三林乡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赵和恪先生传》，见《享帚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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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民国《上海县志》卷三《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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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の研究》，第500～505页，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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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有关清末的毁学暴动，参见阿部洋前揭书，第16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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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关于此事详细经过，参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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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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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苏抚瑞中丞议案》，《申报》宣统元年10月17日。并且在《上海县续志》卷七《田赋下·杂税·宣统元年10月常会议决巡抚瑞澄交议整顿契税方法案》中收录有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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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见《享帚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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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整顿契税宜先禁止浮收议案》，见《享帚录》卷三。州县衙门的浮收行为被视为问题背景而特别指出，与这个时期货币问题的激化密不可分。对于将浮收充当行政经费的州县衙门而言，纳税者因银两兑换而无法筹措制钱，遭到了沉重打击，从而导致了“官民冲突”。参见《上海县续志》卷三十《杂记三·遗事》。货币问题引起了督抚的强烈关注。两江总督张人骏提出《限制铜元议案》，江苏巡抚瑞澄也因货币问题等导致州县行政费用的不足，提出《议补救州县困难案》。《江苏谘议局张制军提出议》，《申报》宣统元年10月20日；《苏抚瑞中丞议案》，《申报》宣统元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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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上海县续志》卷六《田赋上》。参见臼井佐知子：《同治四（1865）年、江苏省における赋税改革》，《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2号，1986。从1865年起苏州布政使在管辖地域实行赋税改革，将过去州县政府的非法征收充当行政经费的部分改作公费，从田租中进行附加征收，这也意味着对非法浮收的一部分加以合法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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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清故候选千总武举人周府君家传》，见《享帚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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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见上海市奉贤县县志修编委员会编：《上海市奉贤县志》卷二十九《人物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奉贤朱遯叟先生八十寿序》，见《享帚续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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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丹阳官书抑勒浮收激变事致军机处电》，宣统元年7月27日，军机处收电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283～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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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呈藩司请法定柜价径札自治公所》，见《享帚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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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关于清代的胥吏，参见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4卷，东京，岩波书店，1991；以及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chap.3。杜赞奇认为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将行政不能完全渗透进的地域社会之公权力——征税业务委托给“营利中间人”，但在所谓“地方精英”对于地域整合深具影响力的江南地区，究竟是何种情况？这还需进行探讨。Duara，op. cit.，pp. 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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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有关清代财政的原额主义，参见岩井茂树前揭书，第一章《正额外财政と地方经费の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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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清查荒地宜通查全境议案》，见《享帚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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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有关宝山县清丈，参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上海县清丈局的设置，由于各个机关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实现。参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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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上海县茂才孔府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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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郡守戚升准书（丙午六月）》，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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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二国民小学校舍记》，见《享帚录》卷一。以下秦锡田的言论，是地方知识分子中所谓“教育救国论”实践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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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秦锡田的秩序意识基于儒教价值观，但是从他使用“优胜劣败”“天演之公理”“自然之趋势”等词汇，可看出他受到社会进化论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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