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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补论《风俗の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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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编集委员会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另外，从文学角度讨论这种阶段性问题的有，金文京：《汉字化圈の训读现象》，收入和汉比较文学会编：《和汉比较文学研究の诸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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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乡土志》第九十七课《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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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行乡土志》，《孔祥百序》。从民俗学史的角度考察民俗观的变迁，可分为以下流派：（一）明清时期绅士在地方志和笔记中的描述；（二）由近代知识分子倡导的启蒙民俗思想；（三）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中心的现代民俗学研究。此外，（二）又可分为“革命童谣、弹词”、“文人竹枝词” 和“风俗志”等内容。本书要分析的领导层对地方民俗的探讨，可以说将（一）和（二）相互结合而成。参见钟敬文编：《民俗学概论》，第407～4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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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民俗学学者收集的歌谣以及他们的民俗观，详见Chang-tai Hung，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2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chap.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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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三《人物·秦荣光》及《上邑七图免役周浦塘记》，见《养真堂文钞》。有关秦荣光的活动，见秦锡田：《显考温毅府君年谱》一卷，1919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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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の镇董について：松江府、太仓州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以及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における“地方公事”と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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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收录《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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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秦锡田，详见秦之济编：《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二卷，1961年孔令毅摘钞本。此外，可参见根据这一年谱而撰著的本书第三章，表3-4《秦锡田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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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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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行乡土志》第一课《位置》，第二课《沿革》，第四课《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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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浦塘棹歌》，见《享帚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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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浦塘棹歌》后来收录于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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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秦胡两姓旧家声，一善经商一笔耕。可有德星占太史，石桥古勒聚星名。”出自《周浦塘棹歌·陈行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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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云翘胡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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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炎培序》，见《养真堂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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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沪谚序》，见秦锡圭：《贝斋文稿》，1928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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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公共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些分析集中在绅商及他们所主办的慈善事业上。关于欧美的讨论，参见罗威廉（William T. 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in Modern China，16.3（1990），pp.309-329；孔复礼：《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1992；王国斌（R. Bin Wong），“Great Expectations：‘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Search or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史学》第3号，1993。在中国，马敏、朱英通过以苏州商会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探讨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日本的实证研究以慈善事业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这一问题。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小滨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东京，研文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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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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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稻田清一，《清末，江南における“地方公事”と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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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同《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关于“地域”的形成对于政区设置带来的影响，和行政功能等，以及行政与“地域”相互的关系，参见太田出：《清代绿营の管辖区域とその机能：江南デルタの汛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07编第10号，1998；太田出：《清代江南デルタ“佐杂”考》，《待兼山论丛（史学编）》第33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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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此外，相关竹枝词还有“五浚运河记雍干，施工端不为农田。强翻旧案真无理，枉掷金钱八百千”，《周浦塘棹歌·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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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本书未能就民众对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地域社会秩序化、整合化中的反整合动向和独自的行动方式之间关系进行探讨，相关课题参见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九章《清末地方自治制度の导入と地域社会：川沙事件を中心に》；藤谷浩悦：《清末，湖南省长沙の街巷と民众：人のつながりと行动样式》，《近きに在りて》第36号，1999；同《1906年萍浏醴蜂起と民众文化：中秋节における谣言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卷第10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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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关于秦锡田的经历，参见本书第三章，表3-4《秦锡田简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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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七十自述》，见《享帚录》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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