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92044
1702492045
1702492046
1702492047
综观两种报纸的片断报道，可以得悉他们都是三高校友会的成员。“三高”是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的略称。它源自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最早在盛泽镇成立的新式学校郑氏小学，历经盛湖公学后，1913年随县全体学区的制定而改称为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盛泽公学时期的学生人数有400多名；1931年改称吴江县立盛泽小学之际，学生人数规模达至将近1000名。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和私立盛泽绸业小学一样，是盛泽镇学校教育的中心。[41]
1702492048
1702492049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三高校友会的成员。1923年6月20日，在该校创设20周年纪念塔的落成纪念典礼上召开了校友会，其中可以确定的与会者有21名：[42]
1702492050
1702492051
王友珊、王禹门、王晋义、王畴民、朱仁鳌、朱乐余、仲振声、吕君豪、洪和铃、洪兆银、徐因时、徐少方、沈轶千、沈可庄、沈复镜、李纯康、李勇青、程良偁、顾公权、陆健初、杨荣明
1702492052
1702492053
标有下划线的7位为《盛泽》《盛泾》的相关人士。典礼的临时主席由程良偁担任，在新加上的6名筹备委员之中，还包括沈复镜与吕君豪。由此可见，这些《盛泽》《盛泾》的相关人士，是校友会主导者。如前所述，清末民初时期初级小学的入学率极其有限，有可能让其子弟进入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就读的人，局限于居住在镇上的大地主、绸庄与领头的富裕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可以说，盛泽镇的精英阶层，主要来自于那些毕业生。
1702492054
1702492055
接下来探讨盛泽镇的精英阶层中，三高校友的地位。首先，来看这些知识分子在盛泽教育界的地位。1924年4月，绸业小学举行了第三区教育会会长、副会长、评议员、干事等成员的改选：[43]
1702492056
1702492057
正会长：唐诵青 副会长：陈次青
1702492058
1702492059
评议员：金梦良、沈可庄、姚俊先、张定夫、潘伯兼、武左青、洪和铃、沈复镜、李伯华、胡彬甫、沈君谟
1702492060
1702492061
干事员：王畴民、徐因时、陈印千、吕君豪、汪光祖、陆健初、施彦瑜、李臻伯
1702492062
1702492063
将三高校友会会员与此相对照，可确定其中与《盛泽》《盛泾》相关人士的有洪和铃、沈复镜、徐因时、吕君豪4人，汪光祖先前就已确定。另外被选出的2人——沈可庄、陆健初，虽无关于《盛泽》《盛泾》，却也是校友会成员。因此可以想见，《盛泽》《盛泾》的中心成员与三高校友会中的骨干，在教育会中皆为主导成员。
1702492064
1702492065
以下通过盛泽市议事会的成员与活动，探讨三高校友会与地方政治的关系。1923年，在恢复地方自治制度后的盛泽市议事会议员中，选出了议长金梦良、副议长沈可庄、议员姚俊先、张定夫、朱兰生、陈辰荪、沈亮叔、张质彬、王耘渠、叶冠五、吴景先等人，接着在第二年4月，又补选了5名缺额。[44]其中，三高校友会成员有：任副议长后改任议长的沈可庄，在补选中选出的沈震东（后为副议长）、沈邦先及洪鸣韶。而金梦良、沈可庄、姚俊先、张定夫4人亦是区教育会的主要职员。《盛泽》《盛泾》在三高校友会友谊会中，以推动补选议员的方式，来扩大在市政中的影响力。[45]1923年的市议会秋季常会中，吕君豪通过议员的介绍，提出“请议取缔街市浮摊案”“请议设立南大街清道会案”，徐因时则提出“设立公共阅报社案”，由此可见他们是以校友会为背景进行活动的。[46]
1702492066
1702492067
最后，简单触及报纸与商业团体的关系。从《盛泾》的发行人丁趾祥这一案例，可以清楚知道《盛泽》与商业团体的关系。丁氏继承父业，经营绸庄和绸厂，20世纪20年代被选为盛泽市议事会议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先后担任盛泽区公所助理员、盛泽商会会长，抗日战争后成为吴江县参事会议长，是商界的一位大人物。[47]由此也可推测《盛泾》发行的背景中，丁趾祥利用他在实业界的力量，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
1702492068
1702492069
总的来说，《盛泽》《盛泾》的核心成员是出身盛泽镇精英阶层的三高毕业生，他们之中的多数又以教育界活动为立足点。三高校友会的校友之中，也有担任盛泽市议事会要职的人物，《盛泽》《盛泾》试图通过他们向市政反映民意。然而，《盛泽》《盛泾》却没有参与主导议事会的士绅与商人一类人物，因此可以说，《盛泽》《盛泾》集结了清末以来引进近代教育所产生的新式知识阶层。
1702492070
1702492071
二、平民教育与“文明”
1702492072
1702492073
（一）平民教育在盛泽镇的背景
1702492074
1702492075
平民教育运动在盛泽镇高涨，与20世纪20年代吴江县恢复地方自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经过1914年被袁世凯停止，到1923年才重新恢复，吴江县的议事会也随而召开。[48]在地方自治的热潮下，其实行方法、主体、内容等话题，陆续于各地方报刊上引发讨论。其中焦点之一，是市民公社的推动。市民公社发源于清末苏州，20世纪20年代在吴江县和常熟县的市乡也陆续成立，当时被视为表达了地方自治意识，获得正面的评价。[49]
1702492076
1702492077
此处从教育进展及其带来空间意识的转变，看看市民公社所努力的方向。就任黎里市市民公社社长的殷佩六（1881-1941），即将今后必须推动的事业，概括八个项目：①议决后尚未实施的事项，一律实施；②与区教育会一起组织通俗演讲团；③设立通俗教育馆；④设立公共体育场；⑤继续办阅报社；⑥修筑街道；⑦与市公所合作，设置市内街灯；⑧设立公共娱乐场。[50]从中可以看出，市镇成为设立基础设施，推展“文明化”对象的同时，通俗演讲团、通俗教育馆、阅报社也被视为广义的“教育装置”，目的在于推进“文明化”。
1702492078
1702492079
此外，如同成立公共体育馆和公共娱乐场那样，市镇空间的“文明化”亦可说是以市民身体“文明化”为目标。譬如，地方报纸经常刊登有关女性解放的言论。有一篇论说把女性当作“国民之母”，并主张：“提倡女子的体育，不仅是女子本身的问题，还是将来人种的一个大问题”，明示设立公共体育场实现“文明化”。[51]与本章一样，朱小田通过吴江县报纸的新闻指出，当时在劳动问题方面，“公余问题”即怎么度过余暇，成为讨论的焦点。设立公共娱乐场所是为了促进人们度过“文明”的余暇时间，意味着市镇空间和身体 “文明化”有其密不可分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八章）。[52]
1702492080
1702492081
盛泽镇平民教育的主体是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由汪光祖担任会长。[53]汪光祖是位相当活跃的人物；他一面担任区教育会的干事员，一面又在盛泽镇创设牛痘馆，致力于识字运动等教育事业。同时，他还与新南社社员柳亚子的人脉圈有关，在《新盛泽》《盛泽》《盛泾》等报纸上发表过有关公众卫生和平民教育的启蒙文章。就政治立场来说，1924年汪氏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与柳亚子一同坚持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在北伐军北上之际曾担任先导。[54]至于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是由通俗演讲部、识字运动部、商读函授部三个单位所构成。商读函授部后来改组为商读学校；而主持商读学校除汪光祖外，还有吕君豪和徐少方，因此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活动，依靠的是三高校友会和区教育会的合作。
1702492082
1702492083
然而，从市镇社会变迁的角度，思考当时提倡平民教育的必要性，有必要来看看汪光祖的谈话：[55]
1702492084
1702492085
普及教育要想靠国民学校、义务学校，是万万办不到的，何以故呢？第一，因为国民学校、义务学校的教室，只能容极少数的人。第二，学堂的地址，是固定的，读书的人有感不便了。第三，平民没有整天的时间来学习种种的课程。普及教育需要的条件，是要时间经济，是要能够随时随地的传布。能够满足这两种目的，只有识字运动！
1702492086
1702492087
具体的方法为：夜间利用幻灯机放映“千字课”、在墙上贴大字报、在工作场所里挂上字牌、发布收录常用汉字的小册子等。然而，非精英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诚如上述，市镇和大规模村落里所设立的国民学校，能够容纳的儿童人数相当有限。如果从民初时期7.4%的小学入学率来考虑的话，大多数儿童应该在工作而没有上学。例如，绸庄与领户的伙友，他们跟着东家在茶馆里听说书、沉迷鸦片、饮酒与赌博，而“不管他们的智识道德怎样，将来的地位生计怎样，娱乐的正当不正当，空间的有益无益，统统置之度外”。汪光祖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此种情况的忧心。[56]他指出，那些支撑盛泽镇丝织业的机工、机户，将会因为海外制品与外地工人的竞争，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个“优胜劣败”的世界里，知识的缺乏将危及生存，因此必须要提倡平民教育。[57]
1702492088
1702492089
接着探讨一下平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最大问题在于经费不足。由于无法获得稳定的常设活动经费，经由演剧或上映电影，从中获取门票收入，成为他们固定的经费来源。但是，当演出费用已经耗费过半之际，平民教育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58]即使是活动现场，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识字运动所使用的走马灯，便常常出现电力不足，以致不得不中止活动。[59]所以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推动者的理想、制度和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此外，有人在镇的墙上书写诽谤电影募金活动的“俚鄙文”，后来也在《盛泽》上报道。[60]这件事反映出：教育界人士和学生们为救国所进行的活动，在一般市镇居民看来，其实是件“奇异”的活动。
1702492090
1702492091
（二）平民教育与“民俗”
1702492092
1702492093
如前所述，市民公社为首的地方自治团体，以推动市镇空间和市民身体的“文明化”为志向，但从中却发现了“非文明”的存在。[61]下面通过推动者们对民俗观的检讨，分析平民教育的内容。发表于《新盛泽》的有关通俗教育实行方法的文章里，陈述了平民教育的直接功能在于社会改良，间接作用则在补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而在经费少的情况下想要获得效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进行通俗演讲：[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