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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乡镇的茶馆里，和许多人多地方，统统是实地去通俗演讲的好场所。讲的前面，也应该调查调查一地方的社会情形，和风俗习惯。选的材料、说得口气，要来得通俗。总归要配社会上的人胃口。讲完了唱一出歌曲，鼓舞听众的兴味。那么下次去讲，他们一定更加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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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脍炙人口的歌谣对现场民众发表演讲，早在清末启蒙运动时已能看到，[63]而《新盛泽》上登载好几首像是五更调、小热昏之类在苏州一带非常受欢迎的小调歌谣，其中便有一些通俗演讲的内容，是为了实际利用的方便而作。[64]在进行平民教育活动的同时，许多方法是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以民间文化为手段，而清末以来提高民众识字能力最引人关注的方法，即是戏剧。戏剧所拥有的影响力，吕君豪有如下描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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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镇风俗的窳败，到现在也算达于极点了。挽救的方法，不止一种。而改良戏剧，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的人，中下级究居多数。他们不能一概受报纸和书籍的陶冶。惟有戏剧，却浅显明白，有声有色，容易使他们懂得。譬如这戏剧内容，的确是可惊可愕可歌可泣。看的人他就不期然而然的惊、愕、歌、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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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希望编剧者和演剧者，总要禀着良心，向有益的一面做去。不要为着一部分看客的心理，去编排、搬演那不良的戏剧，破坏风俗，贻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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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见是在运用戏剧宣传启蒙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其中明确地表现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意欲广泛利用民间文化，推动社会改良的基本构想。也就是说，民间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可用来维持风俗和改良社会的，另一种则是无用的。将有用的用于平民教育，无用的则成为改造对象，这样就具有双重意义。因此，对民间文化的关心，并非基于对民俗学的关心，而是始终将其作为一种改造手段，只着眼于它的有用性，至于无用的“迷信”则予以排除。例如，庙会和民间信仰屡屡成为讨论的对象。下面一则是盛泽镇的蚕皇殿为了祈求国内和平施行打醮的报道：[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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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爱国自有爱国的方法，爱国自有爱国的正理。仅仅烧些纸锭，诵些经忏，便要使国家和平，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并且崇拜神权，究属是迷信举动，早应归于淘汰了。所以拿严格的眼光来观察这种“伤财废事”和影响社会趋于迷信的打醮拜忏，非但不是爱国，简直是误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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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将民俗里的迷信要素，作为必须克服、改造的对象，认为真正的爱国与“迷信”是彼此对立的，主张应当去除“迷信”以表达爱国。除了作为手段的民俗和作为迷信的民俗等两种方式之外，新南社的青年知识分子将民众视为政治主体的过程中，还从插秧歌、竹枝词等民众文学与庙会的艺术形式里，发掘出积极意义。当然，他们并没有肯定“迷信”，也可以看到当时民俗的双重含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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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以盛泽镇为首的吴江县市镇的平民教育运动，虽与盛泽群育馆、南京政府时期民众教育馆有一定的渊源，但其效果却只能在大规模的镇上看到，小规模的镇上几乎毫无影响。[68]在这种意义上，近代教育通过“文明化”所能到达的范围，无法波及农村，因此农村教育和农民的教育观，有必要重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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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私塾看清末民国时期的农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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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的私塾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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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将改变视角，从农村论述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圈问题。新保敦子曾以江苏省无锡县为例，指出民国时期近代教育和以私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之间的并存关系。[69]那么接下来，笔者将依据此一先行研究，了解一下吴江县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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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及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吴江县私塾存在的问题曾获重视，在民初的考察记录里有所反映。比如《吴江县及市乡教育情况》中，说有两所私塾采用商务印书馆有关初级小学的修身、国文、算术、英语教科书，其他传统私塾则 “均用三字经、千字文、四子书为课本。劝令改良，皆云：须俟下学期，姑注之以观其后”。[70]由此可知，当时吴江县人已体认到私塾与塾师改良的必要性，但由于专注于普及新式学校，并未得到充分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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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20年代，平民教育的推动者也开始注意私塾与塾师的改良，并且讲求对策。1924年8月1日召开的第三学区教育会常会中，身为《盛泾》编辑之一、区教育会评议员的沈复镜，提议对私塾展开调查。根据沈的说法，盛泽市尽管私塾林立，对有关私塾数目与学生人数却无统计，因此调查乃当务之急，而且这是早就已经有决定的。在常会上，又根据先前的决定，确定了由干事员负责各调查项目，包括：①私塾所在地、②塾师姓名、③塾师经历、④学生人数、⑤学生年龄、⑥教材。[71]这次调查的实施情形并不明确，但据其后的状况可以断定，并没有依据结果采取根本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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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开始在行政方面对私塾进行了改良。1915年江苏巡按使公署颁布了“整理私塾规程”，规定只有经地方行政长官考试合格的塾师，才能获准执掌教鞭。[72]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的私塾调查之中，发现一位由督学发给许可证的塾师吴达生，曾毕业于江苏省塾师传习所，结果执教于黎里区西杨小学。[73]但这是调查的约160所私塾中的唯一案例，可见改良私塾并无充分成效。这种情况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致没有什么改变。1937年6月1日，教育部公布“改良私塾办法”，规定所有私塾都要进行登记，且必须采用教育部审查的教科书，以便使课程正规化，还开设了塾师训练班。江苏省依此制定了“江苏省管理私塾实施办法”与“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74]其后由于日本军队的占领，许多小学不得不被迫停课，于是私塾又开始兴盛起来。《吴江县志》评论这一现象，说：“一些有识之士为抵制日伪奴化教育，也办起了私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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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见，近代教育制度引进后，知识分子开始把私塾当成改良或取缔的对象，虽然历经教育人士和行政部门多方努力，可是私塾始终在民国时期一直存在着。主要问题在于：近代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带来了何种改变？在不同的生存选择之中，有必要考察在农村里一直被认为是重要选项之一的私塾。福武直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提到“农民对教育漠不关心的态度”，即“中农以上阶层从就学方便的角度出发，给予儿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但贫农完全没有这种余裕，儿女们幼小时就依赖其做一些补助性的劳动”，而这种教育态度与社会阶层有一定的关联。[76]此处虽不能进行全面的检讨，但通过笔者所做的访问调查，可以厘清私塾对于农民与农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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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塾在农民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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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利用笔者从2004年8月以来对吴江县农村进行的访查结果，来作进一步探讨。[77]首先分析北厍镇大长港大长浜的浦志澄（1930年出生）的例子。[78]浦氏有一位长工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长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归类为贫农。1950年浦参加土地改革，担任村内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和农会大组长，1962年开始担任红星大队书记。身为农村最下层的长工，他从7岁到13岁，在大长浜上过两间私塾，学习了《论语》和《孟子》，读了一半的《幼学》。之后则成为长工，跟随邻近的商店店主到上海从事行商2年。尽管在村里，浦氏处于社会最底层，但却可以上私塾读书，这是因为他在童年时高资质的表现而得到家族的支持。在大长浜地区，还有其他的男性老人或多或少，都拥有私塾学习的经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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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而言，私塾教育与他们的谋生策略关系很深。就像浦志澄在上海行商的工作一样，识字能力对于商业活动和学徒学习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吴江市农村中著名的宣卷艺人——金家坝镇杨坟头村的胡畹峰（1924年出生），[80]便是例证。胡自7岁以后，7年间总共上了两间私塾，其中第二间即是所谓的改良私塾。据胡氏陈述，在那里他学习了语文与尺牍。直到15岁的时候，胡担任芦墟镇洋货店的营业员。17岁时与同伴3人一起在北厍镇经营名为协泰昌的洋货店。从18岁开始，他成为宣卷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从事农业，不曾有过担任干部的经验。这一点揭示了普通农民选择职业时，从私塾中所学到知识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短暂任教私塾、住在八坼镇龙津村的沈祥云（1922年出生），[81]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私塾学习内容，以及它们对一般农民的意义。沈出生在富农家庭，7岁以后的十年间皆在私塾学习，曾有两年塾师经历，20岁始从事宣卷艺人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生产大队担任了二十余年的“赤脚医生”。据沈氏所言，私塾的第一年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第二年学习《神童酒诗》，第三年才开始学《四书》。要学完《四书》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之后才开始学《五经》。这些知识对当时一般农民而言，具有一定的意义（有老农民说：读《五经》开篇相当于高中程度）。也就是说，尽管私塾与以学校教育为手段的社会地位上升无关，对一般农民来说，却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增加谋生方式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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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阶层与教育选择的关系，先前所举的大长浜村内，一些强而有力的富农对经营私塾非常积极。像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举出抗战前后村里设立“洋学校”的案例，杨诚（1928年出生）是其中一位推动者。[82]杨氏上了私塾后，接着就读于黎里镇夏家桥小学和黎里中学。之后，他在苏州天主教学校有原中学读书，后来又进入上海育才中学，学了一年半后才退学返乡，有着大长浜农民前所未有的经历。由于父亲杨少林约有50亩自田，所以杨诚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被归为富农。正因为有此优越背景，故其父杨少林与叔父杨少山均曾任保长，杨诚也从1946年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担任元鹤乡副乡长，可说是基层社会的精英人物。在1946年前后，杨少山与杨诚曾聘请来自黎里镇的钱大雄设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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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是，包含大长浜在内的大长港村，曾经是区里的“土地改革试点”，极受政府重视。在土地改革时，大长浜村子里被认定为地主的有1名，被认定为富农的有13名。所以比起周边的农村，大长浜有较多的富农。[83]因此，若是考虑到村落间的差距，便无法归类为一般个案，但从中却可以看出：要在农村里引进近代教育，拥有强大主导力量的富农阶层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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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概括口述调查所获得的个别私塾情况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学校调查档案也值得参考，因此最后简单介绍其实用性。1950年同时进行的对于吴江县私塾和公私立小学现状的调查中，《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2）部分，收录了有关私塾的内容。但是，这些调查中的“私塾”里，包括不符合正规学校各种条件的私立学校，亦即改良私塾，因此就流动性极强的旧式私塾而言，其信息的准确性并不太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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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上有“苏南私塾调查概况调查表”字样，而在青浦县、吴县也有同样格式的调查表，据此可推测私塾调查是在苏南行政区所统一实施的。[84]《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内容包括设立原委、塾董和塾师的经历，及其阶级、学费、使用课本、私塾坐落村庄的文化经济状况，还有当地行政等各项信息。调查表基本上由塾师填写，为我们提供了从塾师视角所见的私塾和农村社会之概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信息，就能深入地探讨民国时期农村地区私塾分布情况、在塾学生数量、经营费用与正规小学的比较、塾师的经历与社会阶层、私塾教育对农民具有的意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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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所描述的内容，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情况。但利用这些信息时，必须注意加上抗战时期的影响，还有浓厚的“解放”表述这一点。表7-4是北厍镇附近私塾中提交的八所私塾基本情况的调查表，例如教育内容或教材栏目里提到“土改教材”，可以看出这些私塾也对应了新的政治情况。兹以东长私塾为例，[85]该私塾于1940年成立，1950年由农会干部重新建立。报告称村民有九成不识字，即使有也极有限。这与上述大长浜村的情况大不相同，可见是没有富农以上阶层的贫穷农村。就私塾与相关组织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调查表有如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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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的联系——是结合中心，配合当地政府各项宣传及传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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