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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的联系——是配合中心的小学,出席各项辅导会议及参加土改、时事学习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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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长的联系——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家庭访问及联络感情,协助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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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会的联系——协助农会的村干部文书工作,及参加会议,结合各项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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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从私塾调查看北库镇周边的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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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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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目的是寻求该村与上级政府、农会的配合,掌握塾董、塾师阶层与村内的经济情况。从这点可看出,调查是为了实施以土地改革为主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革,透过塾董和塾师的渠道,收集村内的相关信息,促进政策的推动和实行。在教育圈方面,值得注意是与北厍镇中心小学的关系。塾师参加中心小学召开的辅导会议,除了指导教育课程与内容外,在土地改革、时事问题等学习会上,也接受中心学校的指导。换句话说,乡政府往村一级进行政策下达,一方面透过工作队施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也在中心小学的领导下,以私塾为渠道展开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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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以市镇为中心的近代教育获得普及,但农村却还存在着私塾。虽然有些农村中拥有权力的富农阶层,企图建立个别的小学,但很难说这是改良农村教育的根本解决之道。相较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上而下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造,却成为彻底改造农村教育的开端,因此以镇为中心的中心小学教育圈,被划入改造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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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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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近代教育接受过程中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分裂,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方基层社会的整合特质与变化过程。要点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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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以吴江县教育状况,分析地方社会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县立高级小学设在拥有大镇(县属镇)的市区里,而初级小学除部分之外,则以小镇(乡镇)为中心设立乡区和市区。在农村里能够就读初级小学的,局限于地主、富农阶层的子弟,一般农民几乎与此毫无关系。若从这个角度思考,可以说学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亦即设立学校的市镇规模与功能、居住在市镇中社会阶层的组成与人口等,是决定就学率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就学率实际上与能够让其子弟上新式学校,且居住于市镇的大地主、富商、知识分子等阶层,有很大关系。民初的小学就学率,县属镇学区达到10%~16%,其他学区为5%~8%,但也有少数例外。前者可举盛泽镇为例,就学率低是因为非精英层的人口过多。至于后者,几个高就学率的学区,除了调查精确度所产生的偏差外,还存在积极推动学校经营的精英人士,这也是高就学率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各市镇就学率与社会阶层的组成有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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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以20世纪20年代盛泽镇为例,论述了清末民初学校教育里出现的新精英阶层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在阐明新精英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检讨了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背后的文明观,也考察了由于新知识分子出现而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文中业已指出,吴江县市镇发行的普及新文化的地方报纸中,由柳亚子所组成的新南社社员是其发行人与主要执笔者。此外,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友,活跃于教育界,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彰显精英阶层的特性。他们一面发行《盛泽》《盛泾》《新盛泽》,试图在盛泽镇形成社会舆论;一面与区教育会等机构合作,组成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如果了解这一运动背后的原本构想,即在世界正处于优胜劣败的开展过程中,为了不陷入“天演淘汰”的境地,那么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市镇空间与市民本身“文明化”的理念便可浮现。民俗中所见“迷信”的一面,被他们认为是与“文明”对立的,因此成为必须改良与克服的对象。同时新南社知识青年还寻求民俗的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是肯定“迷信”。如此一来,市镇通过近代教育,成为“文明化”的最基层,相较于“文明化”无法达及的农村,两者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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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依据笔者访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调查资料,考察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优势,并对近代教育不够普及的实际状态及背景进行初步分析。伴随近代教育的引进,私塾被认为是改良与管理的对象,却由此产生了各种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塾师的老农民看来,学完《四书》的意义和现今高校毕业生的读书一样,毋宁为“中间识字阶层”,为实际生活增加了谋生的有力手段,尽管私塾教育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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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同滨岛敦俊所示,明末以来商业化的进展,使得江南形成了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和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以及富农为中心的“社村”世界三层结构,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国时期。这种阶层性若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①使用文言文与白话的文言文、白话的县社会;②使用白话的文言文与白话的市镇社会;③使用白话的社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阶段性的变化,都包含在科举文化之中。至于通过近代教育而出现的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地方社会的“文明化”,将不符合“文明化”的要素视为“迷信”。因此,市镇成为走向“文明化”的基层代表,而没有达到“文明化”的农村,却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与市镇的差距。福武直所观察到的教育圈里市镇与农村的非连续性分裂,即为这种过程的侧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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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朝仓美香:《清末·民国期乡村におけ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に关する研究》,东京,风间书房,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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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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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此点的提示,参见新保敦子:《中华民国时期における近代学制の地方浸透と私塾:江苏省をめぐって》,收入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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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不仅需要儒家经典的教养,还要检讨精英与民众之间“中间识字阶层”所拥有的手册和历书、初级课本等这类日常实用的识字文化形态。James Hayes,“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in David Johnson,Andrew J. Nathan,Evelyn S. 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中岛乐章:《村の识字文化:民众文化とエリート文化のあいだ》,《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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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世纪10—20年代吴江的重要刊物有,《吴江》(苏州档案馆藏)《吴江日报》《新黎里》《新周庄》《盛泽》《盛泾》(以上,上海图书馆藏)《新盛泽》(吴江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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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3年铅印本;《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4年铅字本;《民国三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5年铅印本;《民国四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6年铅字本;《民国五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7年铅字本;《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中华民国元年五月第一次调查)》,全部藏于吴江图书馆。《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的内容有:从县内的初级小学到中学的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班级数、教室数、经营经费等的调查结果;参观几所学校的课堂之后对教课的评价;对学校整体的教学与管理的评价等。《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2)(收藏于吴江市档案馆、收藏号码是2023-3-11和202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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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中比吕志:《清末民初の社会调查と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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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关清末民国时期的学制概况,参见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各时期的学制与学校系统图,参见朝仓美香前揭书,第312~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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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所学校的报告部分,刊载在《吴江公报》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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