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92144
与学校的联系——是配合中心的小学，出席各项辅导会议及参加土改、时事学习各项工作。
1702492145
1702492146
与家长的联系——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家庭访问及联络感情，协助各项工作。
1702492147
1702492148
与农会的联系——协助农会的村干部文书工作，及参加会议，结合各项宣传工作。
1702492149
1702492150
表7-4 从私塾调查看北库镇周边的私塾
1702492151
1702492152
1702492153
1702492154
1702492155
续表
1702492156
1702492157
1702492158
1702492159
1702492160
调查表目的是寻求该村与上级政府、农会的配合，掌握塾董、塾师阶层与村内的经济情况。从这点可看出，调查是为了实施以土地改革为主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革，透过塾董和塾师的渠道，收集村内的相关信息，促进政策的推动和实行。在教育圈方面，值得注意是与北厍镇中心小学的关系。塾师参加中心小学召开的辅导会议，除了指导教育课程与内容外，在土地改革、时事问题等学习会上，也接受中心学校的指导。换句话说，乡政府往村一级进行政策下达，一方面透过工作队施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也在中心小学的领导下，以私塾为渠道展开思想工作。
1702492161
1702492162
清末民国时期，以市镇为中心的近代教育获得普及，但农村却还存在着私塾。虽然有些农村中拥有权力的富农阶层，企图建立个别的小学，但很难说这是改良农村教育的根本解决之道。相较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上而下的农村政治社会改造，却成为彻底改造农村教育的开端，因此以镇为中心的中心小学教育圈，被划入改造之列。
1702492163
1702492164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3]
1702492165
小结
1702492166
1702492167
本章通过近代教育接受过程中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分裂，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江南地方基层社会的整合特质与变化过程。要点分别如下。
1702492168
1702492169
第一节以吴江县教育状况，分析地方社会初级教育的普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县立高级小学设在拥有大镇（县属镇）的市区里，而初级小学除部分之外，则以小镇（乡镇）为中心设立乡区和市区。在农村里能够就读初级小学的，局限于地主、富农阶层的子弟，一般农民几乎与此毫无关系。若从这个角度思考，可以说学区的经济社会环境，亦即设立学校的市镇规模与功能、居住在市镇中社会阶层的组成与人口等，是决定就学率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就学率实际上与能够让其子弟上新式学校，且居住于市镇的大地主、富商、知识分子等阶层，有很大关系。民初的小学就学率，县属镇学区达到10%～16%，其他学区为5%～8%，但也有少数例外。前者可举盛泽镇为例，就学率低是因为非精英层的人口过多。至于后者，几个高就学率的学区，除了调查精确度所产生的偏差外，还存在积极推动学校经营的精英人士，这也是高就学率的主要原因。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各市镇就学率与社会阶层的组成有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702492170
1702492171
第二节以20世纪20年代盛泽镇为例，论述了清末民初学校教育里出现的新精英阶层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在阐明新精英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检讨了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背后的文明观，也考察了由于新知识分子出现而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文中业已指出，吴江县市镇发行的普及新文化的地方报纸中，由柳亚子所组成的新南社社员是其发行人与主要执笔者。此外，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友，活跃于教育界，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彰显精英阶层的特性。他们一面发行《盛泽》《盛泾》《新盛泽》，试图在盛泽镇形成社会舆论；一面与区教育会等机构合作，组成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如果了解这一运动背后的原本构想，即在世界正处于优胜劣败的开展过程中，为了不陷入“天演淘汰”的境地，那么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市镇空间与市民本身“文明化”的理念便可浮现。民俗中所见“迷信”的一面，被他们认为是与“文明”对立的，因此成为必须改良与克服的对象。同时新南社知识青年还寻求民俗的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是肯定“迷信”。如此一来，市镇通过近代教育，成为“文明化”的最基层，相较于“文明化”无法达及的农村，两者的差异就变得更加显著了。
1702492172
1702492173
第三节依据笔者访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私塾调查资料，考察私塾在农村教育中所占优势，并对近代教育不够普及的实际状态及背景进行初步分析。伴随近代教育的引进，私塾被认为是改良与管理的对象，却由此产生了各种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塾师的老农民看来，学完《四书》的意义和现今高校毕业生的读书一样，毋宁为“中间识字阶层”，为实际生活增加了谋生的有力手段，尽管私塾教育与近代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关系。
1702492174
1702492175
总之，如同滨岛敦俊所示，明末以来商业化的进展，使得江南形成了由乡绅主导的县社会、生员和监生肩负的市镇社会，以及富农为中心的“社村”世界三层结构，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国时期。这种阶层性若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①使用文言文与白话的文言文、白话的县社会；②使用白话的文言文与白话的市镇社会；③使用白话的社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阶段性的变化，都包含在科举文化之中。至于通过近代教育而出现的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地方社会的“文明化”，将不符合“文明化”的要素视为“迷信”。因此，市镇成为走向“文明化”的基层代表，而没有达到“文明化”的农村，却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与市镇的差距。福武直所观察到的教育圈里市镇与农村的非连续性分裂，即为这种过程的侧面之一。
1702492176
1702492177
[1]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朝仓美香：《清末·民国期乡村における义务教育实施过程に关する研究》，东京，风间书房，2005。
1702492178
1702492179
[2]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
1702492180
1702492181
[3] 有关此点的提示，参见新保敦子：《中华民国时期における近代学制の地方浸透と私塾：江苏省をめぐって》，收入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
1702492182
1702492183
[4] 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不仅需要儒家经典的教养，还要检讨精英与民众之间“中间识字阶层”所拥有的手册和历书、初级课本等这类日常实用的识字文化形态。James Hayes，“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in David Johnson，Andrew J. Nathan，Evelyn S. 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中岛乐章：《村の识字文化：民众文化とエリート文化のあいだ》，《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1702492184
1702492185
[5] 20世纪10—20年代吴江的重要刊物有，《吴江》（苏州档案馆藏）《吴江日报》《新黎里》《新周庄》《盛泽》《盛泾》（以上，上海图书馆藏）《新盛泽》（吴江档案馆藏）。
1702492186
1702492187
[6] 《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3年铅印本；《民国二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4年铅字本；《民国三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5年铅印本；《民国四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6年铅字本；《民国五年度吴江县教育状况：县视学报告》，1917年铅字本；《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中华民国元年五月第一次调查）》，全部藏于吴江图书馆。《吴江县及市乡教育状况》的内容有：从县内的初级小学到中学的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班级数、教室数、经营经费等的调查结果；参观几所学校的课堂之后对教课的评价；对学校整体的教学与管理的评价等。《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2）（收藏于吴江市档案馆、收藏号码是2023-3-11和2023-3-12）。
1702492188
1702492189
[7] 田中比吕志：《清末民初の社会调查と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1702492190
1702492191
[8] 有关清末民国时期的学制概况，参见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各时期的学制与学校系统图，参见朝仓美香前揭书，第312～316页。
1702492192
1702492193
[9] 各所学校的报告部分，刊载在《吴江公报》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