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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21 [73] 《西杨小学》,见《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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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23 [74] 吴寄萍编:《改良私塾》,第115~119、第124~133页,广州,中华书局,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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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25 [75] 《吴江县志》第二十卷《教育》第一章《旧式教育》第三节《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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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27 [76] 福武直前揭书,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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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29 [77] 调查成果的一部分來自太田出、佐藤仁史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现地调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汲古书院,2007;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东京,汲古书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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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31 [78]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61~164页。为免繁杂,本书的行政单位以2004年8月开始访谈调查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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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33 [79] 贫农家庭出身的浦爱林(1926年出生),据说也曾到后文所述杨诚家中开的私塾上课。《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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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35 [80]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382~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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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37 [81]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371~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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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39 [82]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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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41 [83] 吴江市北厍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厍镇志》第四卷《农业》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第二节《土地改革》,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据说此时实际上只有富农程度土地的杨少山被分类为地主,在村民之间发生了纠纷。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64~167页;浦志澄:《一生经历:回顾党的历程》(未定稿)中也记述了纷争的经过。根据《北厍镇志》的记载,杨少山仅有30多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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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43 [84] 《苏南私塾概况调查表》,1949年,青浦档案馆(43-2-5)。有关公立小学校的调查,有《苏南公私立小学校概况表》(1)~(4),1949年,青浦档案馆(43-2-1~43-2-4)。关于吴江的公立小学校调查,有《1950年各公立小学校概况表》(1)(2),吴江档案馆(2023-3-15、2023-3-16),调查表的格式和青浦如出一辙。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教育,参见大泽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上海市および近郊农村における公教育の再建》,《近きに在りて》第50号,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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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45 [85] 《东长私塾》,见《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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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52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4]
1702492353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八章 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20世纪20年代吴江市镇社会与地方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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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55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5]
1702492356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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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58 本章以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地方知识分子所发行的地方报为切入点,借以探讨办报的背景,以及报上所提倡的“新文化”,分析究竟为市镇社会带来了(或没能带来)何种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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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60 晚清以来,江南市镇造就一批接受近代学校教育洗礼的新知识分子。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尝试透过报纸媒体,营造“舆论”导向,并推动乡土建设。本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这一知识阶层所主导的“舆论”内容,包括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面貌,以及运动背后的文明观和乡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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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62 既有研究早已指出,南社为清末民初活跃于江南地区知识界的文人社团,不过以往的研究视角,偏重于柳亚子和陈去病等几位著名文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论活动,以及其对鼓动民族主义思潮的贡献,[1]而20世纪20年代新南社于江南市镇所展开的活动内容,却很少从正面加以探讨。[2]然而,集结于新南社的这批新知识分子,以市镇为据点,在地方自治恢复后,与独揽自治体制职位的士绅阶层形成对抗。他们积极推动市民公社和平民教育运动,试图建设乡土,改造地方社会。这一现象清楚显示了,清末民初主导市镇社会的生员和商人阶层之间已渐趋分化。如此一来,我们有必要探讨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与新知识分子的出现,究竟为传统市镇社会的主导权带来了什么变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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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64 在分析这些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市镇级知识分子的言行时,首先遭遇的困难是如何收集第一手资料。所幸以新南社社员为首的这批新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吴江县几个大镇上保留着他们经手的报纸,我们得以利用这些地方报,从而避免了资料方面的匮乏(参见第七章表7-2)。早在清末,南社便透过报刊这一新媒体,发表政见和形成“舆论”。新南社秉承南社的手法,善于运用报纸力量,推广地方自治,鼓吹“新文化”,并展开平民教育运动等各种活动。[4]本章主旨并不在分析新知识分子所引进的“新文化”——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内容,笔者关怀的是成为思想与学说“承载体”的市镇社会。换句话说,市镇社会在遇到和吸取“新文化”后,出现了什么转变?笔者由这一问题出发,来解读地方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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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66 关于平民教育运动方面,过去相关研究主要在讨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其在大城市展开运动的轨迹,累积成果相当丰硕。[5]然而尚待进一步解析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在地方社会的推展过程如何,推动者又怎样看待这些作为运动对象的“平民”及其文化?立足于社会进化论的文明观,清末人们倏然“发现”民间文化与“文明”背道而驰,成为必须从里到外加以全面改革的对象。[6]即便现实层面无法全面翻转,民间文化也必须经由适当的教化手段来改良,晚清发起的启蒙运动即是很好的案例。[7]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众”一词意涵相较于晚清,已有了大幅度的改变。那么,对于民间文化的看法,又出现了怎样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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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2368 本章第一节,先概观与新南社相关的20世纪20年代吴江地方报的发行背景。第二节接着剖析地方自治的运作,勾勒士绅阶层和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第三节进而分析新知识分子引进各种“新文化”给予市镇社会的影响。最后第四节中,讨论吴江平民教育运动背后的民俗观,以及由此出现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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