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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西杨小学》，见《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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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吴寄萍编：《改良私塾》，第115～119、第124～133页，广州，中华书局，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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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吴江县志》第二十卷《教育》第一章《旧式教育》第三节《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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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福武直前揭书，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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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调查成果的一部分來自太田出、佐藤仁史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现地调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汲古书院，2007；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东京，汲古书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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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61～164页。为免繁杂，本书的行政单位以2004年8月开始访谈调查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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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贫农家庭出身的浦爱林（1926年出生），据说也曾到后文所述杨诚家中开的私塾上课。《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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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382～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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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371～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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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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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吴江市北厍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厍镇志》第四卷《农业》第一章《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第二节《土地改革》，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据说此时实际上只有富农程度土地的杨少山被分类为地主，在村民之间发生了纠纷。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吴滔编：《中国农村の信仰と生活》，第164～167页；浦志澄：《一生经历：回顾党的历程》（未定稿）中也记述了纷争的经过。根据《北厍镇志》的记载，杨少山仅有30多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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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苏南私塾概况调查表》，1949年，青浦档案馆（43-2-5）。有关公立小学校的调查，有《苏南公私立小学校概况表》（1）～（4），1949年，青浦档案馆（43-2-1～43-2-4）。关于吴江的公立小学校调查，有《1950年各公立小学校概况表》（1）（2），吴江档案馆（2023-3-15、2023-3-16），调查表的格式和青浦如出一辙。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教育，参见大泽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上海市および近郊农村における公教育の再建》，《近きに在りて》第50号，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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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东长私塾》，见《1950年各小学私塾概况调查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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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八章 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20世纪20年代吴江市镇社会与地方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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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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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地方知识分子所发行的地方报为切入点，借以探讨办报的背景，以及报上所提倡的“新文化”，分析究竟为市镇社会带来了（或没能带来）何种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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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江南市镇造就一批接受近代学校教育洗礼的新知识分子。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尝试透过报纸媒体，营造“舆论”导向，并推动乡土建设。本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这一知识阶层所主导的“舆论”内容，包括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面貌，以及运动背后的文明观和乡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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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早已指出，南社为清末民初活跃于江南地区知识界的文人社团，不过以往的研究视角，偏重于柳亚子和陈去病等几位著名文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论活动，以及其对鼓动民族主义思潮的贡献，[1]而20世纪20年代新南社于江南市镇所展开的活动内容，却很少从正面加以探讨。[2]然而，集结于新南社的这批新知识分子，以市镇为据点，在地方自治恢复后，与独揽自治体制职位的士绅阶层形成对抗。他们积极推动市民公社和平民教育运动，试图建设乡土，改造地方社会。这一现象清楚显示了，清末民初主导市镇社会的生员和商人阶层之间已渐趋分化。如此一来，我们有必要探讨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与新知识分子的出现，究竟为传统市镇社会的主导权带来了什么变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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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些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市镇级知识分子的言行时，首先遭遇的困难是如何收集第一手资料。所幸以新南社社员为首的这批新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吴江县几个大镇上保留着他们经手的报纸，我们得以利用这些地方报，从而避免了资料方面的匮乏（参见第七章表7-2）。早在清末，南社便透过报刊这一新媒体，发表政见和形成“舆论”。新南社秉承南社的手法，善于运用报纸力量，推广地方自治，鼓吹“新文化”，并展开平民教育运动等各种活动。[4]本章主旨并不在分析新知识分子所引进的“新文化”——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内容，笔者关怀的是成为思想与学说“承载体”的市镇社会。换句话说，市镇社会在遇到和吸取“新文化”后，出现了什么转变？笔者由这一问题出发，来解读地方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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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民教育运动方面，过去相关研究主要在讨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其在大城市展开运动的轨迹，累积成果相当丰硕。[5]然而尚待进一步解析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在地方社会的推展过程如何，推动者又怎样看待这些作为运动对象的“平民”及其文化？立足于社会进化论的文明观，清末人们倏然“发现”民间文化与“文明”背道而驰，成为必须从里到外加以全面改革的对象。[6]即便现实层面无法全面翻转，民间文化也必须经由适当的教化手段来改良，晚清发起的启蒙运动即是很好的案例。[7]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众”一词意涵相较于晚清，已有了大幅度的改变。那么，对于民间文化的看法，又出现了怎样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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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先概观与新南社相关的20世纪20年代吴江地方报的发行背景。第二节接着剖析地方自治的运作，勾勒士绅阶层和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第三节进而分析新知识分子引进各种“新文化”给予市镇社会的影响。最后第四节中，讨论吴江平民教育运动背后的民俗观，以及由此出现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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