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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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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吴江的地方报与新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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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吴江和其周边市镇也出现一群新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后，转而推动乡土建设，新南社为个中翘楚。他们的方法有如下特点：将报刊这一具有引领舆情作用的传播媒体带到当地社会，充分运用在推动地方自治、鼓吹“新文化”及推广平民教育等活动上。其实，利用报刊发表政见、形成“舆论”的手法，继承了南社传统。因此，下文将南社的活动也一并纳入，讨论新南社与报纸媒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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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社与晚清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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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溯源于晚清创办的南社，柳亚子（1887-1958）为其代表性人物。宣统元年（1909）11月，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8]最初成立的17位成员之中，有14位是同盟会员，并有多名社员在《民立报》《太平洋报》等报刊上撰写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宣传革命的文章，这方面很早就得到了学界的极高评价，迄今仍大致承袭这一思路。[9]如朱小田指出，南社成员的世界具有“内向”和“外向”两种呈现方式。所谓“内向呈现”，即南社成员透过诸如“雅集”等酒宴聚会，维持一种传统士大夫的身份；而“外向呈现”则是南社以报业为活动据点，利用报刊积极地投入启迪民智的活动。[10]推动了近代中国报纸媒体发展、作为“报章文体”创始人的梁启超认为，报章文体就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体，加强对“中等人”的启蒙作用。[11]辛亥革命前后，由南社社员参与编辑的报纸不胜枚举，如《民立报》《太平洋报》《天铎报》等。从这点来看，南社的活动特色除了可以从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与同盟会的关系密切，以及成为反袁世凯的阵营等角度来解读外，[12]我们还可指出：随着出版媒体对“中等人”的影响力俱增，南社社员的活动场域也渐渐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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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中等人”的影响外，南社“外向呈现”的活动当中，一直引人注目是对“下等社会”的影响。亦即，他们尝试运用“下等社会”的共通文化，推动对“下等社会”的启蒙和教化。其中方法之一为改良戏剧，由陈去病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便是出色的成果之一，学者已屡次提及。对戏剧在开启民智上所发挥的效用，陈去病有这样的陈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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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兹梨园子弟，犹存汉官威仪，而其间所谱演之节目之事迹，又无一非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外患，以描写其征讨之苦，侵凌之暴，与夫家国覆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其词俚，其情真，其晓譬而讽喻焉，亦滑稽流走而无有所凝滞。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窃覩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惧，则尠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覩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大防；覩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同化力之人之易而出之神也。犹煊染然，其色立变，可不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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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明显看出陈去病对民间通俗文化的看法。他把民间通俗文化当作一种启蒙“下等社会”、唤醒其“种族观念”的工具。即使对民族主义思想各有所见，但民间通俗文化可作为开通民智工具，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若干城市也付诸实践。[14]20世纪20年代的新南社虽也传承着如此共识，但对民间文化的看法，则尚待讨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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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南社与吴江县的地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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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南社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论争，事情缘起于宗唐诗的柳亚子、陈去病、吴虞等人，和以宋词为理想的闻野鹤、姚鸳雏等同光体派之间互不兼容，而且这不只是单纯的文学论战，也是对现实政治的理念有别所导致的内讧。[16]结果南社的元气大伤，终于在1917年瓦解。自1917年柳亚子回到故乡吴江县黎里镇后，认真地吸收“新文化”，并展开一连串的活动，如1923年起创建新南社，以白话文来创作。此外，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宣扬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等活动之际，柳氏还搜罗地方文献，重新思考自身的角色，力图培植当地的“新文化”。这些行动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一种以地方为本位的秩序构想，相当引人深思。[17]在《新黎里》创刊时，柳亚子如此高声宣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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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黎里虽偏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然声名文物，亦自有其数百年之历史，彪炳于邑志里乘。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头沥血，争注意于国门，此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与其心力，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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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在此揭橥以改良旧俗、培植新文化为目标，认为倘能在家乡完成，则当有助于建立更上层的秩序。这样的思维脉络，与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领导地方社会的士绅阶层具有共通点。此处“乡”的意涵，是指以柳亚子活动的黎里镇为核心所整合起来的乡镇社会，从中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域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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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即为推动改良旧俗和培植新文化的主力。它是1923年5月，由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曹聚仁、陈德征等人共同发起，并于同年10月成立的文人社团。其创社宗旨为：“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19]相较于南社，新南社的特点是在市镇有极为频繁的出版活动，且社员为新知识分子。吴江县及其周边地区所发行的现存报纸一览表可见第七章表7-2[20]这些报纸基本在大镇上发行，特别是盛泽镇，同时刊行的报纸多达3份。综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悉：提倡和接受“新文化”的社会阶层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足以支撑其在社会经济上的实力，这正是报刊发行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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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周庄》《新黎里》《新盛泽》三报，其发行人与主笔者毛啸岑、徐蘧轩、徐蔚南、汪光祖，均与柳亚子一直保持接触，而且互相影响极深。这从他们在这些报纸上相互投稿，或者转载对方文章的事实中也能看出。[21]而从他们的出生年份我们不难察觉，每位都是受过新式学校教育、从事教职或医生等专业的新知识阶层。换个角度来看，新南社的忠实读者也是具有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即接受新南社所提倡和推动“新文化”的主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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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治与绅治——地方自治与市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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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黎里》和《新盛泽》等报纸在大镇上陆续发行之际，正值恢复地方自治的时期。1914年2月，袁世凯下令停止地方自治，一个月后吴江县议事会和参事会也停止活动。[22]直到1923年7月，县长召集会议，商讨恢复事宜。10月改选议事会和参事会，选出议员39名、参事员9名。[23]随后县内各市乡也逐渐地恢复地方自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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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新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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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制度再次启动时所选出的乡董和议员，以清末民初担任自治职位的士绅阶层占居多数。[25]对于此一情形，代表地方新知识分子舆论的新南社系报纸《新黎里》和《新盛泽》等，便提出异议，抨击地方自治现状，并对自治主体展开热烈的讨论。以清末民初来说，乡绅阶层掌控了地方自治，他们具有政界、实业界或教育界等不同的背景，活动领域还时有重叠，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尚未臻于分工与专业化。这一时期如加入苏州商会的绅商阶层，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独特性，曾引起学者们的留意，并检讨当中积极的意义。[26]时至20世纪20年代，除了既存的传统士绅阶层之外，市民公社、商会、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各方力量纷纷涌现，推动自治的团体趋向多元化。如此一来，把持地方自治职位的豪绅便成为报章谴责的对象。《新盛泽》刊载的社论即为其中典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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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尝说：“现在的市自治会，髣髴一具金棺；外表非不光华夺目，内中却是一般行尸，走肉，生气毫无，在醉梦中度日而已。”但看第一次的市自治会——会如不会——那不是给吾们一个正确的证据么？原来他不过挂了一块民治的招牌；拆穿西洋镜说，的的确确是绅治。你看他底议员，谁不是赫赫大名的绅士老爷。他们是介于官民之间，奉承官府，好像伊的分内事；他只知道括地皮，敲竹杠，养小妻，打牌九……那有闲工夫关心小民的疾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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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的执笔者批评说：“老爷”独占议员职位，因此导致了“官厅式”的市议事会，自治说穿了不过是“绅治”而已。尽管类似批评在那时的报纸上已司空见惯，却很清楚地表明新知识分子对传统士绅独占自治职位，怀有深切地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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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落实真正“民治”的门路究竟在何处？《新盛泽》创刊之际，徐蔚南道：“至于着手改革的第一步，我以为须由各业举出若干有职业的人（最好商人自己），组织一市民公社，努力革新市政，发起识字运动，提倡平民教育。”他认为由商人组成的市民公社，才是“民治”和改造社会的栋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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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徐蔚南提到的市民公社，成立于清末时期，由苏州总商会和绅商所主导。它扮演着地方政治公开化和现代化的角色，早已备受瞩目，也获得高度评价。[29]进入民国后，苏州地区的市民公社还在陆续增加中，值得注目的是20世纪20年代常熟县和吴江县也成立了市民公社。相较于苏州、常熟的市民公社设立在市区及其周边，吴江县市民公社的特色是，以市镇为单位。[30]1922年至1924年，松陵、黎里、同里、八坼、震泽、盛泽、平望等七镇接连创立市民公社。[31]除了八坼镇外，其余各镇都设有高级小学，根据其市场专业功能，被分类为“县属镇”。在吴江县的七大镇之中，未成立市民公社的只有芦墟。[32]这一现象说明成立一个能落实“民治”的市民公社所必备的客观条件。换句话说，市民公社能存在于具备强大社会经济力量为条件的市镇上，亦即市镇需要有一群主持市民公社的知识分子和富商阶层，以及培养精英阶层的教育机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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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县内的七个市民公社中，黎里镇与盛泽镇发行的报纸，至今还保存着，因此能够详细地追索当地市民公社的活动内容。黎里的市民公社由毛啸岑等人发起，1923年5月在商会、教育会各团体的协助之下成立。根据成立时所订立的章程，市民公社“以联络各界协助，本市自治，促进社会公益，发展工商事宜为宗旨”，其活动内容有以下各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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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职务） 本社得办事件以左列各款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