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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八章 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20世纪20年代吴江市镇社会与地方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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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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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地方知识分子所发行的地方报为切入点，借以探讨办报的背景，以及报上所提倡的“新文化”，分析究竟为市镇社会带来了（或没能带来）何种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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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江南市镇造就一批接受近代学校教育洗礼的新知识分子。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尝试透过报纸媒体，营造“舆论”导向，并推动乡土建设。本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这一知识阶层所主导的“舆论”内容，包括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面貌，以及运动背后的文明观和乡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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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早已指出，南社为清末民初活跃于江南地区知识界的文人社团，不过以往的研究视角，偏重于柳亚子和陈去病等几位著名文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论活动，以及其对鼓动民族主义思潮的贡献，[1]而20世纪20年代新南社于江南市镇所展开的活动内容，却很少从正面加以探讨。[2]然而，集结于新南社的这批新知识分子，以市镇为据点，在地方自治恢复后，与独揽自治体制职位的士绅阶层形成对抗。他们积极推动市民公社和平民教育运动，试图建设乡土，改造地方社会。这一现象清楚显示了，清末民初主导市镇社会的生员和商人阶层之间已渐趋分化。如此一来，我们有必要探讨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与新知识分子的出现，究竟为传统市镇社会的主导权带来了什么变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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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些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市镇级知识分子的言行时，首先遭遇的困难是如何收集第一手资料。所幸以新南社社员为首的这批新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吴江县几个大镇上保留着他们经手的报纸，我们得以利用这些地方报，从而避免了资料方面的匮乏（参见第七章表7-2）。早在清末，南社便透过报刊这一新媒体，发表政见和形成“舆论”。新南社秉承南社的手法，善于运用报纸力量，推广地方自治，鼓吹“新文化”，并展开平民教育运动等各种活动。[4]本章主旨并不在分析新知识分子所引进的“新文化”——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内容，笔者关怀的是成为思想与学说“承载体”的市镇社会。换句话说，市镇社会在遇到和吸取“新文化”后，出现了什么转变？笔者由这一问题出发，来解读地方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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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民教育运动方面，过去相关研究主要在讨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其在大城市展开运动的轨迹，累积成果相当丰硕。[5]然而尚待进一步解析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在地方社会的推展过程如何，推动者又怎样看待这些作为运动对象的“平民”及其文化？立足于社会进化论的文明观，清末人们倏然“发现”民间文化与“文明”背道而驰，成为必须从里到外加以全面改革的对象。[6]即便现实层面无法全面翻转，民间文化也必须经由适当的教化手段来改良，晚清发起的启蒙运动即是很好的案例。[7]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众”一词意涵相较于晚清，已有了大幅度的改变。那么，对于民间文化的看法，又出现了怎样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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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先概观与新南社相关的20世纪20年代吴江地方报的发行背景。第二节接着剖析地方自治的运作，勾勒士绅阶层和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第三节进而分析新知识分子引进各种“新文化”给予市镇社会的影响。最后第四节中，讨论吴江平民教育运动背后的民俗观，以及由此出现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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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吴江的地方报与新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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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吴江和其周边市镇也出现一群新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后，转而推动乡土建设，新南社为个中翘楚。他们的方法有如下特点：将报刊这一具有引领舆情作用的传播媒体带到当地社会，充分运用在推动地方自治、鼓吹“新文化”及推广平民教育等活动上。其实，利用报刊发表政见、形成“舆论”的手法，继承了南社传统。因此，下文将南社的活动也一并纳入，讨论新南社与报纸媒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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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社与晚清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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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溯源于晚清创办的南社，柳亚子（1887-1958）为其代表性人物。宣统元年（1909）11月，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8]最初成立的17位成员之中，有14位是同盟会员，并有多名社员在《民立报》《太平洋报》等报刊上撰写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宣传革命的文章，这方面很早就得到了学界的极高评价，迄今仍大致承袭这一思路。[9]如朱小田指出，南社成员的世界具有“内向”和“外向”两种呈现方式。所谓“内向呈现”，即南社成员透过诸如“雅集”等酒宴聚会，维持一种传统士大夫的身份；而“外向呈现”则是南社以报业为活动据点，利用报刊积极地投入启迪民智的活动。[10]推动了近代中国报纸媒体发展、作为“报章文体”创始人的梁启超认为，报章文体就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体，加强对“中等人”的启蒙作用。[11]辛亥革命前后，由南社社员参与编辑的报纸不胜枚举，如《民立报》《太平洋报》《天铎报》等。从这点来看，南社的活动特色除了可以从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与同盟会的关系密切，以及成为反袁世凯的阵营等角度来解读外，[12]我们还可指出：随着出版媒体对“中等人”的影响力俱增，南社社员的活动场域也渐渐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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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中等人”的影响外，南社“外向呈现”的活动当中，一直引人注目是对“下等社会”的影响。亦即，他们尝试运用“下等社会”的共通文化，推动对“下等社会”的启蒙和教化。其中方法之一为改良戏剧，由陈去病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便是出色的成果之一，学者已屡次提及。对戏剧在开启民智上所发挥的效用，陈去病有这样的陈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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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兹梨园子弟，犹存汉官威仪，而其间所谱演之节目之事迹，又无一非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外患，以描写其征讨之苦，侵凌之暴，与夫家国覆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其词俚，其情真，其晓譬而讽喻焉，亦滑稽流走而无有所凝滞。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窃覩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惧，则尠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覩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大防；覩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同化力之人之易而出之神也。犹煊染然，其色立变，可不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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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明显看出陈去病对民间通俗文化的看法。他把民间通俗文化当作一种启蒙“下等社会”、唤醒其“种族观念”的工具。即使对民族主义思想各有所见，但民间通俗文化可作为开通民智工具，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若干城市也付诸实践。[14]20世纪20年代的新南社虽也传承着如此共识，但对民间文化的看法，则尚待讨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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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南社与吴江县的地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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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南社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论争，事情缘起于宗唐诗的柳亚子、陈去病、吴虞等人，和以宋词为理想的闻野鹤、姚鸳雏等同光体派之间互不兼容，而且这不只是单纯的文学论战，也是对现实政治的理念有别所导致的内讧。[16]结果南社的元气大伤，终于在1917年瓦解。自1917年柳亚子回到故乡吴江县黎里镇后，认真地吸收“新文化”，并展开一连串的活动，如1923年起创建新南社，以白话文来创作。此外，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宣扬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等活动之际，柳氏还搜罗地方文献，重新思考自身的角色，力图培植当地的“新文化”。这些行动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一种以地方为本位的秩序构想，相当引人深思。[17]在《新黎里》创刊时，柳亚子如此高声宣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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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黎里虽偏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然声名文物，亦自有其数百年之历史，彪炳于邑志里乘。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头沥血，争注意于国门，此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与其心力，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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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在此揭橥以改良旧俗、培植新文化为目标，认为倘能在家乡完成，则当有助于建立更上层的秩序。这样的思维脉络，与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领导地方社会的士绅阶层具有共通点。此处“乡”的意涵，是指以柳亚子活动的黎里镇为核心所整合起来的乡镇社会，从中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域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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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即为推动改良旧俗和培植新文化的主力。它是1923年5月，由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曹聚仁、陈德征等人共同发起，并于同年10月成立的文人社团。其创社宗旨为：“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19]相较于南社，新南社的特点是在市镇有极为频繁的出版活动，且社员为新知识分子。吴江县及其周边地区所发行的现存报纸一览表可见第七章表7-2[20]这些报纸基本在大镇上发行，特别是盛泽镇，同时刊行的报纸多达3份。综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悉：提倡和接受“新文化”的社会阶层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足以支撑其在社会经济上的实力，这正是报刊发行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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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周庄》《新黎里》《新盛泽》三报，其发行人与主笔者毛啸岑、徐蘧轩、徐蔚南、汪光祖，均与柳亚子一直保持接触，而且互相影响极深。这从他们在这些报纸上相互投稿，或者转载对方文章的事实中也能看出。[21]而从他们的出生年份我们不难察觉，每位都是受过新式学校教育、从事教职或医生等专业的新知识阶层。换个角度来看，新南社的忠实读者也是具有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即接受新南社所提倡和推动“新文化”的主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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