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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八章 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20世纪20年代吴江市镇社会与地方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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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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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地方知识分子所发行的地方报为切入点,借以探讨办报的背景,以及报上所提倡的“新文化”,分析究竟为市镇社会带来了(或没能带来)何种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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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江南市镇造就一批接受近代学校教育洗礼的新知识分子。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尝试透过报纸媒体,营造“舆论”导向,并推动乡土建设。本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这一知识阶层所主导的“舆论”内容,包括他们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际面貌,以及运动背后的文明观和乡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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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早已指出,南社为清末民初活跃于江南地区知识界的文人社团,不过以往的研究视角,偏重于柳亚子和陈去病等几位著名文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论活动,以及其对鼓动民族主义思潮的贡献,[1]而20世纪20年代新南社于江南市镇所展开的活动内容,却很少从正面加以探讨。[2]然而,集结于新南社的这批新知识分子,以市镇为据点,在地方自治恢复后,与独揽自治体制职位的士绅阶层形成对抗。他们积极推动市民公社和平民教育运动,试图建设乡土,改造地方社会。这一现象清楚显示了,清末民初主导市镇社会的生员和商人阶层之间已渐趋分化。如此一来,我们有必要探讨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与新知识分子的出现,究竟为传统市镇社会的主导权带来了什么变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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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些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市镇级知识分子的言行时,首先遭遇的困难是如何收集第一手资料。所幸以新南社社员为首的这批新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吴江县几个大镇上保留着他们经手的报纸,我们得以利用这些地方报,从而避免了资料方面的匮乏(参见第七章表7-2)。早在清末,南社便透过报刊这一新媒体,发表政见和形成“舆论”。新南社秉承南社的手法,善于运用报纸力量,推广地方自治,鼓吹“新文化”,并展开平民教育运动等各种活动。[4]本章主旨并不在分析新知识分子所引进的“新文化”——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内容,笔者关怀的是成为思想与学说“承载体”的市镇社会。换句话说,市镇社会在遇到和吸取“新文化”后,出现了什么转变?笔者由这一问题出发,来解读地方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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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民教育运动方面,过去相关研究主要在讨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其在大城市展开运动的轨迹,累积成果相当丰硕。[5]然而尚待进一步解析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在地方社会的推展过程如何,推动者又怎样看待这些作为运动对象的“平民”及其文化?立足于社会进化论的文明观,清末人们倏然“发现”民间文化与“文明”背道而驰,成为必须从里到外加以全面改革的对象。[6]即便现实层面无法全面翻转,民间文化也必须经由适当的教化手段来改良,晚清发起的启蒙运动即是很好的案例。[7]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众”一词意涵相较于晚清,已有了大幅度的改变。那么,对于民间文化的看法,又出现了怎样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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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先概观与新南社相关的20世纪20年代吴江地方报的发行背景。第二节接着剖析地方自治的运作,勾勒士绅阶层和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第三节进而分析新知识分子引进各种“新文化”给予市镇社会的影响。最后第四节中,讨论吴江平民教育运动背后的民俗观,以及由此出现的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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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吴江的地方报与新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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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吴江和其周边市镇也出现一群新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后,转而推动乡土建设,新南社为个中翘楚。他们的方法有如下特点:将报刊这一具有引领舆情作用的传播媒体带到当地社会,充分运用在推动地方自治、鼓吹“新文化”及推广平民教育等活动上。其实,利用报刊发表政见、形成“舆论”的手法,继承了南社传统。因此,下文将南社的活动也一并纳入,讨论新南社与报纸媒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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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社与晚清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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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溯源于晚清创办的南社,柳亚子(1887-1958)为其代表性人物。宣统元年(1909)11月,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8]最初成立的17位成员之中,有14位是同盟会员,并有多名社员在《民立报》《太平洋报》等报刊上撰写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宣传革命的文章,这方面很早就得到了学界的极高评价,迄今仍大致承袭这一思路。[9]如朱小田指出,南社成员的世界具有“内向”和“外向”两种呈现方式。所谓“内向呈现”,即南社成员透过诸如“雅集”等酒宴聚会,维持一种传统士大夫的身份;而“外向呈现”则是南社以报业为活动据点,利用报刊积极地投入启迪民智的活动。[10]推动了近代中国报纸媒体发展、作为“报章文体”创始人的梁启超认为,报章文体就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体,加强对“中等人”的启蒙作用。[11]辛亥革命前后,由南社社员参与编辑的报纸不胜枚举,如《民立报》《太平洋报》《天铎报》等。从这点来看,南社的活动特色除了可以从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与同盟会的关系密切,以及成为反袁世凯的阵营等角度来解读外,[12]我们还可指出:随着出版媒体对“中等人”的影响力俱增,南社社员的活动场域也渐渐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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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中等人”的影响外,南社“外向呈现”的活动当中,一直引人注目是对“下等社会”的影响。亦即,他们尝试运用“下等社会”的共通文化,推动对“下等社会”的启蒙和教化。其中方法之一为改良戏剧,由陈去病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便是出色的成果之一,学者已屡次提及。对戏剧在开启民智上所发挥的效用,陈去病有这样的陈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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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兹梨园子弟,犹存汉官威仪,而其间所谱演之节目之事迹,又无一非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外患,以描写其征讨之苦,侵凌之暴,与夫家国覆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其词俚,其情真,其晓譬而讽喻焉,亦滑稽流走而无有所凝滞。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窃覩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惧,则尠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覩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大防;覩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同化力之人之易而出之神也。犹煊染然,其色立变,可不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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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明显看出陈去病对民间通俗文化的看法。他把民间通俗文化当作一种启蒙“下等社会”、唤醒其“种族观念”的工具。即使对民族主义思想各有所见,但民间通俗文化可作为开通民智工具,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若干城市也付诸实践。[14]20世纪20年代的新南社虽也传承着如此共识,但对民间文化的看法,则尚待讨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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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南社与吴江县的地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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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南社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论争,事情缘起于宗唐诗的柳亚子、陈去病、吴虞等人,和以宋词为理想的闻野鹤、姚鸳雏等同光体派之间互不兼容,而且这不只是单纯的文学论战,也是对现实政治的理念有别所导致的内讧。[16]结果南社的元气大伤,终于在1917年瓦解。自1917年柳亚子回到故乡吴江县黎里镇后,认真地吸收“新文化”,并展开一连串的活动,如1923年起创建新南社,以白话文来创作。此外,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宣扬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等活动之际,柳氏还搜罗地方文献,重新思考自身的角色,力图培植当地的“新文化”。这些行动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一种以地方为本位的秩序构想,相当引人深思。[17]在《新黎里》创刊时,柳亚子如此高声宣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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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黎里虽偏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然声名文物,亦自有其数百年之历史,彪炳于邑志里乘。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夫断头沥血,争注意于国门,此英雄豪杰所优为。而人人尽与其心力,以供献于一乡,亦国民之天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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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在此揭橥以改良旧俗、培植新文化为目标,认为倘能在家乡完成,则当有助于建立更上层的秩序。这样的思维脉络,与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领导地方社会的士绅阶层具有共通点。此处“乡”的意涵,是指以柳亚子活动的黎里镇为核心所整合起来的乡镇社会,从中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域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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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即为推动改良旧俗和培植新文化的主力。它是1923年5月,由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曹聚仁、陈德征等人共同发起,并于同年10月成立的文人社团。其创社宗旨为:“一整理国学;二引纳新潮;三提倡人类的气节;四发挥民族的精神。”[19]相较于南社,新南社的特点是在市镇有极为频繁的出版活动,且社员为新知识分子。吴江县及其周边地区所发行的现存报纸一览表可见第七章表7-2[20]这些报纸基本在大镇上发行,特别是盛泽镇,同时刊行的报纸多达3份。综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悉:提倡和接受“新文化”的社会阶层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足以支撑其在社会经济上的实力,这正是报刊发行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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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周庄》《新黎里》《新盛泽》三报,其发行人与主笔者毛啸岑、徐蘧轩、徐蔚南、汪光祖,均与柳亚子一直保持接触,而且互相影响极深。这从他们在这些报纸上相互投稿,或者转载对方文章的事实中也能看出。[21]而从他们的出生年份我们不难察觉,每位都是受过新式学校教育、从事教职或医生等专业的新知识阶层。换个角度来看,新南社的忠实读者也是具有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即接受新南社所提倡和推动“新文化”的主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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