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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社会公益事项：一社会教育，二公共卫生，三慈善事业，四路政，五救火，六公共娱乐，七其他地方公共事务未经各法团办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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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工商业事项：一整顿工商自治，二和解工商业上轻微纠葛，三改良工艺，四保存商业上固有习惯，五其他关于工商业不属于官行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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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特别事项：受官厅或其他法团委托调查处理事项。本条所列各款于执行时遇有与本市各法团有关系者，随时联络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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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甲）社会公益事项”里的各项内容，由于跟恢复自治后的机关职务之间有所重叠，容易产生市民公社越权的问题。在黎里市议会第一届常会上，董事会针对《市民公社简章》及《修正简章》，提出《本市市民公社简章与自治范围有无抵触案》，议决审查后交付县参事会或邻近市乡议事会讨论。[35]于是毛啸岑发表时评，他站在推动市民公社的立场，对该案表达强烈质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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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里市议会恢复后第一届常会开幕了！董事会交议案第一件为修正市民公社章程。济济群贤，议论风生。当讨论时，不说：“与自治章程完全抵触”，即说“无存在之必要”。更爽快一些，简直说：“骈枝机关，应即取消。”我不问诸君子发表宏论，是否和董会交议案标题相合。我不知所谓和“自治章程抵触”者何在？“无存在之必要”底理由又何在？“骈枝机关”四字，又怎样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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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市内应兴应革事宜，确是市议会底特权；但恐怕也不是几句笼统——无理由——话所能使人心折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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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宪法上，似乎人民有结社集会底自由权的吗？市民公社是私法团，不知和约法宪法上底人民结社集会的自由权相和吗？江苏暂行市乡中不知有修改宪法特权的一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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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无法确知担任自治职位的士绅对市民公社的具体议论内容为何，但从毛啸岑的反驳可以了解到议事会之所以对市民公社的越权提出异议，与其说是法律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把持自治机关的士绅维护既得权益的表现。市民公社的经费来源，除了社员常捐、一般居民的捐款、戏剧筹募捐款外，还挪用了公益捐，这点才是具体的利害冲突所在。[37]另外，《盛泽》刊有一篇关于自治的文章，作者主张：为了实现“民治”，应该联合工商界组织纳税人民会，以便在协助市议会推动公益的同时，监督议事会遵守自治规约，并将自治的实际情况告知百姓。[38]从作者期待纳税人民会扮演角色来看与市民公社是同样的，不难揣测掌握自治机关的士绅们，不愿让“监视机关”发现实际情况，因此掩人耳目，提出上述越权问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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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市民公社派理想中的自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黎里市议事会成立大会的演说道出了其中精髓。1923年9月1日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除了市议员之外，列席的人还有县议会议员、市民公社社长、商会和农会的干部、第一国民学校校长以及一些当地士绅。市民公社社长殷佩六发表演说，主张议会必须实事求是，以牺牲的精神执行职务，不能成为装饰品的傀儡，办事须以人们的权利为前提。毛啸岑代表教育会发言，指出：“（两会）以市民之福利为前提。自私自利，必遭人们厌弃。”商会副会长的讲话要旨为：“议员不可持敷衍主义，宜以公益为前提，抛弃个人权利。”[39]这些发言旨在牵制议员们，避免成为行政傀儡，甚至自私自利。除此之外，为了公益应该放弃个人权利一语，清楚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对公私这一相对概念的态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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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170248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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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文化”与市镇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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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社社员出版的《新黎里》和《新盛泽》，其中文章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刚开始发行时，有关劳动、恋爱和婚姻等问题占去多数版面，文章处处可见“劳工神圣”“恋爱神圣”等词汇，可想而知当时新思想之风行。[41]后来报道重点渐渐转移到宣传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左派的政见上。正如前文所述，本章着眼于地方报纸与市镇社会变迁的课题，因此并不分析。20世纪20年代引进的各种新思想和政治学说，或者新知识分子对此的理解，而是探讨所谓“新文化”如何被带入地方社会，进而促使地方产生何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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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旧文化争夺的空间——市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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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新文化”的具体内涵，有必要精读地方报的社论和评论。其中《新黎里》《新盛泽》《新周庄》为新南社系，《盛泽》《盛泾》则为非新南社系的当地知识分子所发行。《新黎里》除了有定期号之外，还多次推出特刊，据此可以厘清知识分子们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参见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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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新黎里》特刊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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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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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眼于接受“新文化”、展现居民“民意”空间的市镇社会如何出现。[42]举例来看，五四运动中最大的焦点即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上，导致旅顺、大连实际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新黎里》刊出“旅大问题专刊”，以示问题之严重性。为了将袁世凯接受《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该刊通过对示威游行的描述，刺激民众视觉。比如盛泽镇上示威游行的情况，有如下记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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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本镇各学校及各团体，特行整队游行。于上午九时出发，计有保卫团、警察、晏成小学、东吴小学、商业学校、第一女校、第一、第五、第六、第九各国校、第三高小、救国团、商读学校、本报社等。人数在五百左右。先聚集于东庙，振铃开会。全体唱国歌、国耻歌。……三呼中华民国万岁，遂出发。前行有白布旗一面，大书“国耻”二字。各校学生皆执小旗，或红或绿，或黄或白。上有“今日何日”“五月九日”“国耻纪念”“力雪国耻”“收回旅大”“坚持到底”“匹夫有责”“取消二十一条条约”“你忘了么”“经济绝交”等字样。沿途唱国耻纪念歌。并有三高、商读学校及本报社等，遍发传单数十种。类皆提醒社会之语。至十一时许，始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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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游行由学生、教师，以及市民公社的积极分子所主导；游行队伍一边游行到盛泽镇的中心街区，一边反复齐呼洗刷“国耻”的口号。对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警察戮杀学生的五卅惨案，平望镇和周庄镇上也出现抗议活动，手法与盛泽镇相同。[44]报章中经常出现《国耻歌》，具体内容虽不可得知，不过，应该与平望镇所唱的《救国三字经》雷同，歌词如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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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无道理、割领土、占属地、一而再、把吾欺、廿一条、恶毒计、目前事、也为伊、杀工人、惨剧起、狠心肠、英吉利、嗾印捕、用利器、害同胞、如宰难、我国民、必未死、总关要、挣口气、切勿贪、小便宜、外国货、勿希奇、尽管贱、覅买俚、不要说、一些些、与大局、无关系、倘能够、做到底、弄得伊、□趣味、不用赶、也要去、这方法、很容易、并非吾、瞎嚼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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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似乎并非全体市镇居民都一致地采取如此行动。据报道，5月9日国耻纪念日游行之际，“是日商会门前，悬挂国旗。见者均不解，经某君再三劝告，仍未收下”，显示商会并没有与游行行列采取统一的步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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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镇为中心的市镇社会，不但是居民展现救国意识和“民意”的空间，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的基点。吴江县内的各个市民公社和恢复地方自治后的议事会，都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比方说，对江南屈指可数的大镇——盛泽镇，有如下描述：“大家试仰起头来看，上面的电线，不是星罗棋布吗？在十八市乡中怕要首屈一指哩。这是电灯电报电话的成绩。十年前是没有的。再向四下一望，人烟更加稠密，商业更加繁盛了。南北大街和花园街，熙来攘往，简直肩摩接踵。工厂林立，医院和银楼增加不少。清道会两处成立。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47]文中路灯和电话等象征现代物质生活模式，正在迅速普及中。此处提及的清道会，是以强大商店作为龙头、结合各街道进行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互助组织。[48]新南社社员王光祖创立了盛泽牛痘馆，[49]别的社员也在报纸上执笔撰文，宣传卫生知识。[50]这些事实都表明：大镇也成为传播卫生知识、推展公共卫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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