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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眼于接受“新文化”、展现居民“民意”空间的市镇社会如何出现。[42]举例来看，五四运动中最大的焦点即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上，导致旅顺、大连实际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新黎里》刊出“旅大问题专刊”，以示问题之严重性。为了将袁世凯接受《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该刊通过对示威游行的描述，刺激民众视觉。比如盛泽镇上示威游行的情况，有如下记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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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本镇各学校及各团体，特行整队游行。于上午九时出发，计有保卫团、警察、晏成小学、东吴小学、商业学校、第一女校、第一、第五、第六、第九各国校、第三高小、救国团、商读学校、本报社等。人数在五百左右。先聚集于东庙，振铃开会。全体唱国歌、国耻歌。……三呼中华民国万岁，遂出发。前行有白布旗一面，大书“国耻”二字。各校学生皆执小旗，或红或绿，或黄或白。上有“今日何日”“五月九日”“国耻纪念”“力雪国耻”“收回旅大”“坚持到底”“匹夫有责”“取消二十一条条约”“你忘了么”“经济绝交”等字样。沿途唱国耻纪念歌。并有三高、商读学校及本报社等，遍发传单数十种。类皆提醒社会之语。至十一时许，始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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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游行由学生、教师，以及市民公社的积极分子所主导；游行队伍一边游行到盛泽镇的中心街区，一边反复齐呼洗刷“国耻”的口号。对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警察戮杀学生的五卅惨案，平望镇和周庄镇上也出现抗议活动，手法与盛泽镇相同。[44]报章中经常出现《国耻歌》，具体内容虽不可得知，不过，应该与平望镇所唱的《救国三字经》雷同，歌词如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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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无道理、割领土、占属地、一而再、把吾欺、廿一条、恶毒计、目前事、也为伊、杀工人、惨剧起、狠心肠、英吉利、嗾印捕、用利器、害同胞、如宰难、我国民、必未死、总关要、挣口气、切勿贪、小便宜、外国货、勿希奇、尽管贱、覅买俚、不要说、一些些、与大局、无关系、倘能够、做到底、弄得伊、□趣味、不用赶、也要去、这方法、很容易、并非吾、瞎嚼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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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似乎并非全体市镇居民都一致地采取如此行动。据报道，5月9日国耻纪念日游行之际，“是日商会门前，悬挂国旗。见者均不解，经某君再三劝告，仍未收下”，显示商会并没有与游行行列采取统一的步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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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镇为中心的市镇社会，不但是居民展现救国意识和“民意”的空间，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的基点。吴江县内的各个市民公社和恢复地方自治后的议事会，都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比方说，对江南屈指可数的大镇——盛泽镇，有如下描述：“大家试仰起头来看，上面的电线，不是星罗棋布吗？在十八市乡中怕要首屈一指哩。这是电灯电报电话的成绩。十年前是没有的。再向四下一望，人烟更加稠密，商业更加繁盛了。南北大街和花园街，熙来攘往，简直肩摩接踵。工厂林立，医院和银楼增加不少。清道会两处成立。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47]文中路灯和电话等象征现代物质生活模式，正在迅速普及中。此处提及的清道会，是以强大商店作为龙头、结合各街道进行关于公共卫生方面的互助组织。[48]新南社社员王光祖创立了盛泽牛痘馆，[49]别的社员也在报纸上执笔撰文，宣传卫生知识。[50]这些事实都表明：大镇也成为传播卫生知识、推展公共卫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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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过度强调市镇的现代化一面。从风俗的角度看，市镇仍是普遍看得到“旧染污俗”的空间。如茶馆里的“吸烟”和赌博问题，报纸上也从平民教育的必要性角度频繁讨论。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旧历的世界”，亦即大镇居民生活按照旧历遵从的各种祭祀习俗，依然有极其重要地位。据报纸报道，对市镇及周围农村的居民来说，庙会仍是民俗生活的重心之一。譬如，芦墟镇有所谓“猛将会”的庙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巡行队伍抬着草里村庄家圩庙的刘王神像，到镇上出巡绕一圈，非常盛大。[51]江南的镇城隍庙还有农历十月一日的“十月朝”和“解钱粮”等庙会习俗，当天不是镇城隍神出巡，就是周围农村的神明出巡到镇上。[52]报纸对这些庙会的论调，基本上都斥为浪费，但类似的报道越多，反而证明这些习俗在一般居民的生活中是根深蒂固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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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市镇社会为“新文化”和“旧染污俗”相互争夺的空间；这样的性质也展现在对新历和旧历两个不同时间讨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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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时间——环绕在历法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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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庄》《新黎里》《盛泽》等报纸经常出现关于历法的讨论。比如，《盛泽》的发行人徐因时曾就端午节陈述如下杂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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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端阳佳节矣。习俗于此日悬钟馗像，谓能捉鬼。然今日社会愈坏，魑魅魍魉，到处皆是，钟进士能一一捉之欤。又有插菖蒲艾蓬，贴天师符，饮雄黄酒，焚苍术白芷，谓能祛除灾祸者。吾以谓市人能不涉妄想，图非分之得，不入堕落之旅馆，不收大赌窟之贿赂，不作丧盖天良之事，则灾祸可不除而自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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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见的论调是：旧历的习俗不过只是“迷信”，人们视为灾祸的现象，其实只要改变观念便可解决。类似同样的言论到处可见。又如，对旧历年的送接灶神、送年节、迎财神等习俗，《盛泽》说：“这种旧习惯，相沿已久。所以人们几乎要认为牢不可破了。但是我们仔细一想，都是无谓得很”“这种旧习惯，在在要消耗金钱。”以浪费金钱的角度批评迷信习俗，在当时也相当常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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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历法，《新周庄》也归结于居民的“劣根性”，说他们轻视阳历，是由于旧历的观念根深蒂固。有篇文章举其理由为：①阳历没有节气，所以一般农民轻视；②计算薪水和年终结账上使用不便利，受到一般工商界的轻视；③社会习惯一时不易改革，只好迁就，并担心一百年后的中国，可能没人使用阳历。[56]另外一篇文章也指称，阳历新年只有衙门和学校才挂五色旗，在街上却一点都无法感觉到新年的气息，并将原因归纳为三点：①不脱因袭的劣根性；②旧观念根深蒂固；③视野狭窄，看不见世界的潮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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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有关历法的讨论，除了大致涵盖上述的几个论点外，也有政治化的观点。他将历法分为太阳历和太阴历，并主张前者应称为“国历”，后者则是“废历”。其理由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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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改正朔，易服色，是革命的标帜，一朝有一朝的正朔，一国更应该有一国的历法，我们中华民国人，一定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历法。列位晓得国历的来源吗？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皇家，创造中华民国，是四千年历史上第一件光荣的事实，那时候各省代表，大会于南京，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人的临时总统，民意所归，于是我们中华的国父孙先生就一跃而登大位了。这一天恰好是太阴历的一月一日，我们孙先生为除旧布新，振刷国民耳目，并其他种种实际上的便利起见，便毅决然，废止太阴历，把太阳历定为国历。原来太阴历占据中华民国四千年历法上的位置，也同专制君主占据中国四千年政体上的位置一般，如今专制变为共和，阴历也变为阳历，把历史上划一条鸿沟的界限，不是天造地设的凑巧事情吗？照这样看来，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个个要遵奉国历，个个要取消废历，才不愧尽国民的义务。因为废历已经和满清政府同时推倒，一点也没有报存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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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氏在另一篇文章提倡五一、五四、五九等各种纪念日，也可看出时间意识的政治化：以革命为标准，赋予历法意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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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报纸媒体极力提倡使用阳历，反而证明事实上一般居民并非如此。正如农民对节气在阳历上的变动抱有反感，工商业者对结算上的不便表示不满一样，大镇上人们的习惯仍然按照旧历，只有政府人员、教师和学生才是阳历的使用者。因此，新历关联到“文明性”和革命性，跟与“风俗”息息相关的旧历彼此争夺市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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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娱乐问题与市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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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劳资关系和劳工权利等问题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报纸上。[60]同时，也讨论到民众应该如何度过劳动以外的时间，尤其是休闲假日。到底适当的娱乐是什么？这些问题从市镇社会空间的格局、理想的身体观等方面，成为报纸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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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的市镇具有怎样的娱乐？这些娱乐有何问题？当时市镇和乡村最普遍的娱乐场所是茶馆。有一篇报道指出，盛泽镇上五十多家茶馆里，只有两三家茶馆纯粹供应茶水，其他均设有赌场；黎里镇上则经常看到苦力、小工、商店伙计等逗留在赌场中。[61]这些“不正规”的茶馆均被斥责，理由除了沦为赌场之外，有些茶馆还供应鸦片，导致“伤风败俗”。[62]因为沉湎于赌博和鸦片来排遣余暇，被认为是“把宝贵的光阴虚度了，养成了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大之可以亡国、灭种；小亦不能自存”。[63]由此可见，国民的文明度假方式被认定直接关系到保存国家和种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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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民众适当的娱乐应该是什么？接下来就①个人安排时间的方式；②适当的娱乐设施两点来看这个问题。关于①，《新盛泽》有篇题为《公余问题》的报道。[64]根据该文，个人生活应该遵守“三八制”，即工作、休息、睡眠均8小时。《公余问题》就在讨论怎么使用8小时的休息时间。有关如何安排“公余”，主要有两方面主张：一是主张不该加以限制，二是主张为了避免消遣陷于“放荡”，应到剧场欣赏绘画、音乐等艺术，或进行读书、体操等活动，保养身体，整备精神。该文作者并指出：前者很容易陷于堕落；而后者则不是很现实的方式，问题出在中国的剧场大多粗俗，欠缺西洋式的公共娱乐场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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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上述论点牵涉到度假方式，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密切地关联到公共娱乐设施的设置上。这项问题与建设公共体育场、大众教育馆，以及增加阅报社等广义的推动平民教育密切相关。黎里市民公社成立一周年时讨论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提到了这些项目，可以看出公共娱乐场所议题的迫切性。[66]此外，设置公共娱乐场所和追求正当的娱乐方式，也和身体观有关。例如，公共体育场的建设目的，虽在于辅助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身心健康，同时也被期待能对民众产生影响。这点有如下的陈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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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一般人都有正当的消遣。本区人烟的稠密，要算在吴江县里首屈一指了，但是没有“公共”的“正当”的娱乐场，所以茶楼酒馆都是“满坑满谷”的坐着，熙来攘往肩摩踵接的，都是街头巷尾“谈谈笑笑”“兜兜圈子”罢了。试看那一条衖里没有“吞云吐雾”的燕子窠，和“呼罗喝雉”的赌博场，那一个有健全的体格，具雄壮的态度，不是肥胖如牛，便是骨瘦如柴，甚至有弯曲的背，狭窄的胸，瘦弱的筋肉，枯萎的肌肤，差不多像一张黄皮裹了枯骨。我们二十世纪的新中国，还应当有这样的“活标本”么？可怕啊！可丑啊！组织公共运动场，就可使他们有正当的消遣、适宜的运动，减轻社会上罪恶，和不健康不道德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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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说到通过普及运动风气、锻炼身体，人们可获得健康，社会因此也随之进化。这样的身体观和文明观，与娱乐方式密不可分。[68]笔者认为：这一点表明，大镇已成为20世纪20年代塑造文明身体的实践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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