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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市镇社会是各种被引进的“新文化”的“承载体”。也就是说，盛泽镇和黎里镇等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镇中，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深厚的社会阶层，才能由地方知识阶层推动乡土建设工作。以文献所能呈现的区域范围来看，居住于市镇的知识分子，已是有能力撰写文字的知识社群的最低要，求无怪乎有关农村的信息是如此的寥寥无几。在他们追寻区域整合的历程中，有人呼吁必须重新认识民众与民间文化，但对泰半的知识分子来说，民众仍是启迪与教化的对象；出现在地方报纸上的民间文化，不过是透过“文明”这面镜子，所映照出来的倒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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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杨天石、刘彦成：《南社》，第33～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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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于市镇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朱小田举出新型知识分子与实业家，将南社看作前者的代表。参见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第311～315页；林志宏，《从南社到新南社：柳亚子的民族和社会革命（1909―1929）》（收入《近代中国史思想与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是根据柳亚子的言论检视新南社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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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中国史学の基本问题4：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以及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第275～276页，东京，研文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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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来媒体史的进展，在近代大城市的报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和舆论等议题上，积累了不少实证性研究。然而从微观角度观察地方社会与传播媒体的关系，由于史料的制约，研究并不充分。关于这一缺憾，不妨从南社和新南社的活动进行详细追索，是比较理想的研究路径。近现代中国的报刊史研究有：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另外，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7）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地方报。另本文所使用的地方报的价值与局限，参见佐藤仁史：《地方新闻が描く地域社会、描かない地域社会：1920年代、吴江县下の市镇の新闻と新南社》，《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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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林善文：《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户部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における通俗教育会：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の活动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号第2号，2004；上田孝典：《民国初期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教育政策の展开：“通俗教育研究会”の组织とその役割を中心に》，《アジア教育史研究》第14号，2005。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北展开的乡村建设远动，参见新保敦子：《“解放”前中国における乡村教育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をめぐって》，《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4号，1985；山本真：《抗日战争期から国共内战期にかけての乡村建设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の乡村建设学院と华西实验区を中心として》，《史学》第66卷第4号，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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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佐藤慎一分析近代中国接受万国公报的过程与其背后文明观，指出社会进化论的接受与儒教世界观的转换，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具体地说，康有为认为从列国并立的状态走向大同世界，是文明的最终目的。与此相反，梁启超根据社会进化理论，把文明看作生存竞争的结果。这种对比，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结合社会进化论和儒教的世界观上所面临的困难。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95～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ジア“文明圏”の成立とその共同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る“人种”を中心に》，收入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1。石川祯浩指出近代中国接受的“文明”，是在社会进化论影响下肯定竞争的强权论，其特点在于：“公”乃至团体对“私”的崇高价值的重要性。如此公与私之间的关系讨论，甚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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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363～392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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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柳亚子的一生，参见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明观，《柳亚子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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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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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小田：《社会变革时代的知识世界：对江南民间社会中的南社进行考察》，收入久保田文次编：《国际ワークショップ“20世纪中国の构造的变动と辛亥革命”报告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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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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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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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佩忍（陈去病）：《论续剧之有益》《二十世纪大舞台》，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李孝悌分析了清末启蒙运动与戏曲改良运动之间的关联。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49～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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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孝悌前揭书，第183～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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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藤野真子：《柳亚子と演剧：民国初期上海演剧の一段面》（《季刊中国》第58期，1999）指出：尽管如此，柳亚子等南社社员对戏剧的看法和关心，始终离不开将戏剧看成启蒙“下等社会”的有力工具。他们对实际的京剧改革未能发挥作用，言论也没能影响到梨园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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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争论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夜，传统文学的框架里发生的最后一个事件。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200～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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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柳亚子年谱》，1919年之条。新南社发起宣言上，将培植新文化与整理国学列为共同目的。柳亚子，《新南社发起宣言》，收入柳无忌编：《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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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柳亚子：《新黎里报发刊词》，《新黎里》创刊号，192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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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南社发起宣言》，《新周庄》第13号，192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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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吴江县内发行的报刊，见YT：《四年来百里以内定期出版物底年表》，《新黎里》第22期，1924年4月1日。YT是柳亚子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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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黎里》登载徐蘧轩和徐蔚南的文章，《新盛泽》登载柳亚子和汪光祖的文章。其中、吴江县档案局、馆编：《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收录柳亚子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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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袁世凯停止地方自治后，1914年公布地方自治施行条例，使得地方自治被编入中央集权体制，成为官方行政体制的一环。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250～255页，东京，好文出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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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第十五卷《政党社团》第二章《议事会参事会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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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例如盛泽市在1923年8月和12月恢复市董事会与市议事会。《盛泽镇志》第三卷《政权司法》第二章《议事会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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