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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最轻便的几种通俗教育事业》，《新盛泽》第39号，1924年9月1日。君豪：《戏剧与风俗》（《盛泽》第42期，1924年5月21日）也主张：利用戏剧对社会的“中下级”的感化力来改良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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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敬送平民千字文课本》，《新盛泽》第27号，1924年5月1日。该报道说：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购买一百册《平民千字课》，并发给私塾塾师和工商界有需求者。另外，据说设立于周庄镇的平民学校，除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平民千字课》之外，还使用全国青年协会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平民学校近况》，《盛泽》第93期，1924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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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马韫之：《“识字运动”五更调》，《新盛泽》第4号，1923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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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改良通俗小调夏天卫生歌（仿知心客）》，《新盛泽》第30号，1924年6月1日。同样的事例有：《国民团结歌》，《新盛泽》第58号，1925年9月21日。据注释，这首歌模仿了泗州调。如上所述，本文所利用的报纸，许多设有讲解科学知识和卫生知识等文章的栏目，以便增进一般读者的通俗知识。从此可知报纸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载体。譬如，《新周庄》第19号（1923年8月1日）的“常识”栏，登载了费公直的《传染病浅说》。如果与城市的通俗卫生知识内容相对照，就可以了解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的社会教育水平。户部健：《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通俗卫生知识：天津（1912～45年）の事例から》，《历史学研究》第834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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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李孝悌前揭书，第183～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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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为了在宣传方面动员百姓，也开始提高民众的地位。当然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力很大，新南社的主要成员亦属于国民党左派；然而他们对民众的看法，也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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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蔚南：《革命与文学》，《新盛泽》第37号，192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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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蘧轩：《民众文学》，《新盛泽》第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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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严复接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认为获得西方科学知识后可以达成道德上的目的；换句话说，西方科学知识有助于建立如“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社会秩序。在此意义上，社会进化论可以从社会变革的实践论角度理解，从而影响到日后的思想家。Benjamin I. Schwartz，平野健一郎译：《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识人：严复と西洋》，第31～35、第42～46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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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徐蔚南：《我之赛会观》，《新盛泽》第55号，19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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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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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地方的制度化与地域对立、以乡土出发的秩序构想、新文化和市镇社会三个面向，通过江南地域社会中市镇精英阶层的言论和行动，分析清末民初塑造出来的乡土意识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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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作为乡土意识主体的市镇社会精英阶层，是基于如下三项理由。第一，在清末新政以地方自治、学校教育为主的地方制度化进程中，市镇社会开始成为行政区域。它们成为地方自治的末端，与乡土意识的萌发密切相关。第二，乡土意识通过他们自己的媒体——地方志、乡土志、地方报等文字传媒表达出来，在这一地域社会的脉络中，反映出各种新观念被接受的方式。不过，居住于市镇的知识分子，编纂的地方文献居于史料最基层的位置，不能不注意从文献史料复原历史形象的局限性。第三，着眼于地域社会多层结构的话，某种程度上文明化能被接受的最末端就是市镇社会（几乎限于大镇），这也是地方文献所能传达的乡土意识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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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本书分析的内容做一个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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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的制度化与政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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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以前，县以下地域社会的各种行政服务，一般由当地精英负责，地方公共事务所达到的范围，具有地理上的领域性。不过，由于清末新政，警察、新式教育、地方自治等各项制度被引进了地域社会，使得地域社会在民族国家的行政制度下，被明确地设定了范围。随着地方的“制度化”（也可以用“境界化”来表示）过程，愈发鲜明地展示出城乡对立的政治图景，亦即对县衙门、上级官府发挥影响力的城区精英，采取所谓城区中心主义的行动。而当地负责公共事务、获得名望和权益的乡区精英，则采取所谓保护乡等于保护当地社会利益的地域战略行动，二者之间因差异而出现了对立的局面。乡土的讨论脉络由于地域社会境界化带来的现实利害关系，而出现了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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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附带说一句的是，这些乡区精英在上述城乡对立中，由于地域战略的关系，选择了通过选举议事机关，乃至执行机关的成员、首长，进而利用政党组织等形式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经由私人渠道对县政发挥影响的城区精英相较，乡区精英积极采用新的政治参与机制，以确保地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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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目光转向县以上级别的行政机关，观察其与地方精英阶层之间关系的话，会发现地方制度化创建出来的乡土意识，是由乡区精英阶层的一种权利意识而萌发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不同的自治团体，与地方财政中的官方权力（即“官治”）相互对抗，希望地方公共事务承担的领域（即“民治”）能被正确地定位。但是，要想改变过去涉及官方权力中枢既得利益的存在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城乡对立还是官民对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其说是将地域整整齐齐地统一起来，不如说是产生出多层次的地域交错和相互对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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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乡土出发的秩序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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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家建设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国家面临外来危机而依然衰弱。对此，当地精英以乡土秩序为媒介，以确立整体性秩序为现实手段，并且通过学校教育、地域社会的实践来进行试验。本书关注的乡土志、乡土历史和地理等乡土教育课本编纂虽多以县为单位，但居住于市镇的精英以乡为单位来编纂乡土志，也反映了江南社会的特征。乡土志的编者多数也参与了乡镇志、县志的修纂，在乡土志编纂的热潮之下，可以说乡镇志应当被看作乡土教育的教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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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的乡镇志、乡土志，依照新的文明观来叙述乡土。这里展示出来的世界观，受到梁启超影响，把文明视为社会进化论生存竞争的结果。例如《陈行乡土志》的作者把“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种与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不同层面上的优胜劣败，视为20世纪世界的景况；在立足于儒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通俗的社会进化论的混合文明观。这样的世界观，怀着因“外力”而导致“内部落后”、秩序崩溃下的危机感，期望经由“改良”“合群”社会来克服问题，恢复秩序。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合群”的实际办法是结合各种中间团体；对《陈行乡土志》作者等市镇精英而言，市镇社会正是“合群”的起点。他们设想从乡土开始，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县、省、国逐步扩大，以恢复整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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