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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天生具有自我中心倾向和自怜自恋倾向，而且人对自己的苦乐得失有切身感受，而对别人的苦乐得失没有切身感受，所以，人在很多事情上都难免要做加减乘除。人估价自己的辛劳、作用、价值、分量和贡献时倾向于用加法甚至乘法，而估价别人的（特别是对手的）辛劳、作用、价值、分量和贡献时倾向于用减法甚至除法；人在评价自己的过失、错误、罪行时倾向于用减法甚至除法，而在评价别人的（特别是对手的）过失、错误、罪行时倾向于用加法甚至乘法；人在记恩、报恩时倾向于用减法甚至除法，而在记恨、雪恨时倾向于用加法甚至乘法。人倾向于把自己的权利放大，而把别人的权利缩小；倾向于把自己的责任、义务缩小，而把别人的责任、义务放大；倾向于把自己的尊严放大，而把别人的尊严缩小；倾向于把自己遭受的损失、痛苦、伤害放大，而把别人的（特别是对手的）损失、痛苦、伤害缩小。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做过一项社会调查：你认为你的地位是否与你的才能相称，你的所得是否与你的贡献相符。被调查者几乎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所得少于自己的贡献。一切团体、阶级、阶层、政党、国家，在与其他对手碰撞时，也免不了要做加减乘除，以致开战的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谈判的双方都宣称自己的主张合情合理而对方的主张不合情理。如果人们没有遇事必做加减乘除的倾向，而是诚实地、问心无愧地站在公平公正的“中线”之上，很多纠纷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法官、仲裁者、中间调停人都会成为多余。古人早就知道加减乘除会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提出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的古训，仲裁者也知道“一面之词”不足信。当然，真君子——高尚的人不会做这种“加减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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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恩是偿还，雪恨是索回，人不会淡忘于偿还，更不会淡忘于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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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自有恩仇在。有恩报恩是一种美德；有恨雪恨不是什么美德，但似乎也是维持公平的需要。人把恩情记在心中，而把仇恨铭刻在骨头上。所以，人有“刻骨仇恨”，没有“刻骨恩情”。人们报恩是向人偿还，雪恨是索回被别人夺去的利益或尊严。从根本上说，报恩和雪恨都是为了保持人际交易中的公道，报恩（付出）是为了“我不欠人”，雪恨（索回）是为了“人不欠我”。付出总有阻力，而索回总有动力。不仅如此，二者的心理基础也殊然不同：支持报恩的是舒缓的理性，支持雪恨的是疯狂的激情。为什么人类有那么多杀气、戾气？因为人本来就是一种“充气物”，人的心中充满着各种气：志气、豪气、骨气、傲气、霸气、怨气、戾气、杀气、怒气、邪气，与此相关的还有气度、气概、气节、气质、气魄、气量等。气是人的精神走向的表现和意志力的体现，也是人的能量之船的风帆。有些气（如志气、骨气）是正产品，有些气（如杀气、戾气）是负产品，正反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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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的权力意志本身就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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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力意志的内涵是：世界状况、社会事物要符合“我”的价值评判、“我”的心愿、“我”的审美要求；如果不符，就要改变世界状况和社会事物，使之与“我”的价值评判、心愿和审美要求相符，否则，“我”的心就会痛苦；当世界状况、社会事物按“我”的价值评判、心愿和审美要求而改变时，“我”的心就会快乐无比。所以即使与利益无关，人的心灵也嗜权如命。一切存在公共选择的地方，权力意志问题都会产生：一群人共同点菜吃饭时，按谁的饮食偏好选择食物就是一个权力意志问题；一个家庭搞装修，丈夫喜爱的地板颜色可能正好是妻子所厌恶的，于是发生权力意志冲突；苏联建设初期，斯大林主张搞集权式计划经济，布哈林主张搞自由交易经济，后来斯大林杀了布哈林。所谓“路线斗争”，实质就是权力意志之争。凡在公共决策上有发言权的人，都会成为纷争和冲突的一方，而没有发言权的人则只能压抑自己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像性意志一样绝对自私，陷入爱情纷争的人对至爱亲朋说，“我什么都可以让你，唯独爱情不能让你”；陷入权力纷争的人对至爱亲朋说，“我什么都可以让你，就是权力不能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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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在面对四大魔鬼时尴尬地发现，自己要么“与魔共舞”，要么抛弃魔鬼同时也抽离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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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四大魔鬼总在人的面前晃来晃去，它们是：权魔——满足人的权力意志所需的权力；金魔——满足人的物欲所需的金钱物质；色魔——满足人的情欲所需的性对象；名魔——满足人的社会虚荣所需的荣耀。所有魔鬼都奴役人，但所有魔鬼都是令人销魂的好东西。一个东西如果不奴役人，就不成其为魔鬼；如果魔鬼不魅力十足，不给人带来巨大甜头，它也不能奴役人。好东西未必都是魔鬼，但魔鬼必定是好东西。人要抛弃魔鬼，就要抛弃好东西；人要追求好东西，就免不了要与魔共舞。由于魔鬼天然与人的欲望和意志相连，魔鬼的功用就是满足人的欲望、实现人的意志，所以人要想摆脱魔鬼的奴役，就必须尽可能地超脱自己的欲望、压抑自己的意志。但可悲的是，欲望和意志本身就是生命的内涵，超脱欲望、压抑意志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抑制和抽离。所以不论道德家们怎样给人灌输节制欲望的说教，真正能做到清心寡欲的人始终只是少数，很多人都会终生与魔共舞。“与魔共舞”会得到某种满足，但也可能陷入欲望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久而久之人的血液就会污秽不堪，这时，就需要自然灾害和战争等痛苦的事情来冲刷人的血液，使之重新变成鲜血。但冲刷过程一过，人们又要开始新一轮的与魔共舞，因为追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生活的本能和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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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屁股指挥脑袋，情境、位置决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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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追求真理、向往公正之心。当人的理性、良知不受到冲击时，人是追求真理和公正的。但真理和公正的魅力常常敌不过利益带来的实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人更倾向于获得利益。所以，人对理性、良知的把守，对真理、公正的追求，以不涉及自己的利益得失为条件。在谈判或辩论中，人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如何取胜，而不是如何辨明是非、求得真理；在法庭上，抗辩双方唇枪舌剑，首要目的是自己如何打赢官司，而不是寻求公正。利益高过公义是屁股指挥脑袋的原因，而情境决定态度是这一现象的另一种表现。一个“揭竿而起”的英雄刚才还在造反，一当上皇帝后，马上觉得造反不好，天下还是要和谐。既得利益、既得权力、既得荣耀的人们，总觉得世界是充满美好，而被剥夺被凌辱被边缘化的人们，总觉得世界充满灰暗。不同位置、不同处境的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和态度必然不同，有的要歌颂它、维护它，有的要批判它、推翻它，于是双方要展开斗争。有人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我们把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的内涵归结为既得利益的“现状维护派”与被剥夺的“现状推翻派”之间的斗争，大概不会偏差太远吧？在现实生活中，当遇到自己的利益与真理、公正之间发生冲突时，能够抛开自己利益而坚守真理和公正的，不是圣人就是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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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命不息，生命中的骚动就不会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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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骚动是饥渴、忧虑、焦急、缺失、惆怅的总合，从总体上说，人的生命总是处于骚动之中。人不为柴米油盐而骚动，就为锦衣玉食而骚动；不为锦衣玉食而骚动，就为香车宝马而骚动；不为香车宝马而骚动，就为才子佳人而骚动；不为才子佳人而骚动，就为号令天下、扬名立万而骚动。如果这一切都不成问题，那他至少还要为来日无多而骚动。生命的骚动是人生的必然，它是人生的动力源泉，也是扭曲和罪恶的源泉。生命的骚动来自生命的本质——虚空。人必须往生命的虚空中不停地装填某些东西，才能摆脱虚空的僵死和麻木。同时，生命厌恶重复的装填，装填物必须常变常新，否则，生命同样会陷入僵死和麻木。因此，人必须不断折腾、不断争斗、不断奋进，才能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生命的骚动几乎无处不在，情欲的压抑、死亡的威逼、世界状况与自己心愿（权力意志）的冲突、稀缺好东西的求之不得、寡淡生活的僵死性，这种种压力与人性中的躁动性、创造性、攻击性和破坏性相结合，使人总想要折腾点什么、破坏点什么、改变点什么、征服点什么、消灭点什么、发明点什么、创造点什么。骚动构成人的生命动能，它既是一切创造力的深刻源泉，又是一切人类麻烦的深刻源泉。人类永远不会宁静，也永远不会和谐，他注定要不断折腾，否则窒息感就会把他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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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六、造物主设计恶的积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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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有很多恶，一般人都看到恶的消极、黑暗的一面，只有伟大的哲学家，能看到造物主设计恶的积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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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政治家为了驾驭人类社会，必须对人性进行准确的解剖。我们这里的解剖有没有达到专业解剖者的水平，这要由读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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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人的存在之十大刻画”中，我们看到人这种存在物负面的东西较多，正面的东西较少，这与前面“善是天下的花，恶是天下的草”的论断是相呼应的。人的生命中之所以是这样充满灰色，归根到底在于人的生命要遵循两个最基本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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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对自己的苦和乐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别人的苦和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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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有一颗“唯我”的、处在宇宙中心并企图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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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性中的恶的一面，中国文化采取伪饰和掩盖的态度，西方文化则予以正面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坦诚一些、实在一些、气量大一些。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以《圣经》为蓝本，没有谁比《圣经》对人性之恶有更深刻的认识了。一部《圣经》，洋洋百万言，其中谈到人的罪恶以及上帝批判人的地方是如此之多，简直可以用俯拾皆是来形容。正面承认人性之恶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积极推进法治，不从正面承认人性之恶，法治就得不到理论的支持。西方的法治发展得比中国好，重要原因是西方文化正面承认人性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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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与康德的观点有些类似，下面我对他的观点作转录性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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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写道：“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有思想的人都感到一种忧伤，这种忧伤很可能变成道德的沦丧，而它又是不肯思想的人所全然不理解的：那就是对统治着世界进程的整体天意心怀不满。”康德清楚地看到了人性之恶，但康德却认为，人性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人的自私和争斗促使人去奋斗和创造。他写道：人要按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伸展，而当他碰到别人也要按其意志随心所欲地伸展时，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对抗和阻力。“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对抗和阻力，“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伽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能让人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性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大自然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这种物种有好处；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大自然让人类在意志饥渴和冲突中奋斗、前进，这“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并非是有某个恶神的手搅乱了他那庄严宏伟的布局或者是出于嫉妒而败坏了它们”。（《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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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同时，这位哲学巨人在造物主对人性的武断安排面前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从积极的角度看人性之恶，这就是伟大哲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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