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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靠自身能力形成的声誉、关系网是他的“个人社会资源”（或“个人社会资本”），“社会资源杠杆”是一种可以放大个人声誉的公共社会资源，其主要载体是公共传媒系统，所以又可以叫“公共传媒杠杆”。公共传媒系统是一种社会公器，其公共性质一是它由国家和公众投资所形成，二是离开了公众的信息消费它就变得毫无意义。对公众而言，公共传媒的价值是给自己带来信息，但对少数人而言，公共传媒是自己的“社会资源杠杆”，他们凭借这个杠杆千万倍地放大自己的声望和荣耀，进而撬开财富之门。他们就是各界（政界、商界、学术界、文艺界、体育界等）明星。明星自身的个人社会资源本来就比一般人大一些，传媒的杠杆作用又使他们的社会资源放大千万倍，使他们成为超级强者，同时也使得不能利用公共社会资源杠杆的一般人相对更弱。所以公共社会资源杠杆也是一个扩大强弱差异的利器，它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使弱肉强食的游戏变本加厉。只要看看那些通过传媒杠杆一夜成名的人是怎么大把地捞取财富，就知道传媒杠杆的作用了。就像选举中多一票的候选人掌握权力杠杆，凭此指点江山、功成名就，而少一票的对手什么也没有一样，竞争中高出毫厘的选手获得公共社会资源杠杆抬举，扬名立万、风光无限，而差之毫厘的对手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不是国家和公众投资亿万形成传媒系统，明星能捞到那么多吗？所以现代明星的超级利益主要来自公共社会资源杠杆。美国艺人麦当娜，20岁时青春亮丽、魅力无边，但当时没出名，在一场晚会上献唱只能获得25美元，辛苦一年，也只能获得数万美元。后来她把衣服脱了脱，吊了一下男人们的胃口，全世界媒体一阵喧哗，她成了世界名人。于是，50出头、徐娘半老的麦当娜，居然还可以在2008年赚7亿美元！青春无限的麦当娜，一年赚几万；美丽褪去的麦当娜，一年赚几亿。二者的万倍差别，只在社会资源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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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和史冬鹏赛跑，刘翔快零点几秒，奖金当然比史冬鹏的多，他的较多的奖金是他的“自食其力性天赋所得”。但冠军刘翔每年获得的千万元广告收入，史冬鹏却几乎没有，这个差别就主要是因为刘翔占有了“社会资源杠杆”而史冬鹏不占有。一次庆典晚会上，一个大陆非著名女歌星美若天仙，楚楚动人，歌也唱得好，人们只是静静地听着，随后一个其貌不扬但炒作出了名的女“港星”穿着很随便的休闲服演唱，人们却像见到了救世主一样欢呼尖叫。为什么会这样？深层原因是太发达的信息传输使几亿、几十亿人拥挤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公共信息空间，使人丧失了独处静思的条件和机会，爆炸的信息把人的头脑塞满，心灵却被掏空，因此有太多随波逐流的“群众”被传媒指挥棒搞得团团转。结果传媒杠杆用在谁身上，公共社会资源就倾泻在谁头上。以致一些艺人为了获得传媒杠杆之力，不惜千方百计炒作，有些甚至迫不及待地要脱光衣服露阴私，阴私不许露就露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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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动画影片《风云决》要配音，投资方找了一些配音专家，但觉得为了影片卖座，还要找一个明星来配音才好，于是找了韩寒来配音，而且给的报酬比给配音专家的高出几十倍。配音专家们认为韩寒的普通话三级水平都不到，不能当配音演员，于是有的声明退出，有的则坚决要求在影片中删去自己的名字。投资方也知道韩寒的配音水平不行，但看中的是他的名气对市场的号召力。韩寒利用名气赚钱不奇怪，奇怪的是人们是否去看一部动画片，居然会把是否有明星配音当作一个取舍因素，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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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记载：有一个人因为向秦王献媚而得到很多赏赐，得意地来到庄子面前炫耀，并劝说庄子也去投靠秦王。庄子讽刺他说：我知道秦王的规矩，给他办的事越下贱，他给的赏赐就越多，他给赏赐最高的是给他舔痔疮的人。为了赏赐而给人舔痔疮已经有点怪，但最怪的还不是这种人，而是那些自己掏钱抢着给别人“舔痔疮”的现代潮人。当然，对于那些被社会资源杠杆抬起的人来说，争着“舔痔疮”的人越多，他们利用社会资源杠杆获得的利益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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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用杠杆获得利益（杠杆所得）的证明，我们可以画一个坐标，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所得数量或财富数量。在没有杠杆作用时，一个辛劳和天赋既定的人，在同样的时间内所能获得的财富所得应该大体相同，这样他的时间—所得函数在坐标上应该表现为一条斜率基本不变的直线。而事实上，那些发迹者的时间—所得函数线绝不可能是一条斜率不变的直线，而是一条斜率越来越大即越来越向上弯曲的曲线。那么要问，在他的辛劳和天赋并不随时间而增大的情况下，他们所赚取的所得为什么越到后来就越多呢？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利用了杠杆，而且越是到后来，杠杆的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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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持有三一集团58％股份的企业家梁稳根，2005年时的财富12亿元，位列当年胡润百富榜第140名，到2011年他的财富跃升到了7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6年里能够赚到近700亿元，这就是资本杠杆所得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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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各种杠杆所得都是凭借外力获得的转移性所得或攫取性所得。不幸的是，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稀缺资源和各种杠杆，而这些宝贵的东西又必然落入强者手中，成为强者谋取利益的外力工具。而且掌握这三种杠杆的人，还会互相关照、互相联姻，使他们的优势叠加、强化，再加上他们的钻营智慧，足可形成一个牢固的“强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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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马太说：“富者将更富，贫者将更贫。”世人都知“马太效应”，但没有谁剖析它的发生机理。我们的分析则可以解开“马太效应”的发生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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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170249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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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十、钻营混合所得与强弱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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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通常不会单独使用某种资源谋取自己的所得，而会把天赋与杠杆外力结合起来去谋取非辛劳的“钻营所得”。钻营所得作为一种融汇了天赋所得和杠杆外力所得的混合所得，是强弱分野的重要贡献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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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虽然可以利用三大杠杆谋求杠杆所得，但是，如果简单、直接地用某种杠杆谋取所得，有时候会遇到法规的限制（如法规不允许以权谋私），在没有限制的地方，则会出现机会不多、所得水平低的问题。这时，天赋高的强者就会用天赋驾驭各种杠杆、资源，创造性地在几种杠杆、资源中进行交易、组合、迂回、穿插，寻找法规和体制的空隙，以创造出获利机会（就像战争中穿插运动以寻找战机一样），这就是钻营或经营。在权力、金钱、名誉能够照耀到的一切领域——企业界、文化界、司法界、体育界、教育界、文艺界，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钻营所得都会被勾兑出来。下面我们披露几个攫取钻营所得的真实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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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个真实的钻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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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纺织企业老板在企业收购中的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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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某是某大型国有纺织企业的副厂长，1996年因为贪污挪用20多万元被追究，于是一跑了事。混迹江湖期间，特会折腾的高某与省里的一些高干扯上了权力关系。几年之后那个纺织企业陷入困境，要进行破产重组。一个香港商家愿意出资4个多亿买下这个企业，但省里有人找借口阻拦，并从中斡旋以1.4亿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高某。工人想知道4亿不卖1.4亿卖的原因，上面的解释是高某有不裁员的承诺。但高某买下这个企业之后，并没有把心思放在生产经营上，而是一门心思想卖土地赚钱。最后高某以6亿元的价格把该厂土地的三分之二卖给一个房地产商。为此，该厂要大规模缩减生产规模，把部分厂房拆迁以出卖土地。高某不敢搞公开裁员，那样他要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他的招数够毒辣也够高妙：第一招，以生产经营不赚钱为借口，让多数车间长期停产，因为一停产，工人没了工资，心也散了，只好自找出路，正中老板下怀；第二招，把已在本地工作几十年的老工人故意调往外省市的分厂，让他们与家人、熟地分离，老工人们不愿离开故土到陌生环境去，老板就以不服从组织安排为由予以除名；第三招，通过百般挑剔让工人感到玩不下去，自动辞职走人。有一个个案可以说明该厂之严酷，一个57岁的老工人，因为在下班时把一块洗脸手巾大小的破棉布（前纺车间内用于包裹棉花的棉布，没什么再利用的价值，通常工人把它撕成小块当抹布用）放在了口袋里，被门卫抓获，就以盗窃企业财产为由把他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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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高某又通过官场关系，以600万元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了一个拥有500多人的纺织厂（据参与该厂设备拆迁变卖的一个技术工人说，该厂的设备就是拆成废铁卖都不止600万元，更不要说土地资产），经营一年多以后，又故伎重演，关闭工厂，以1.5亿元的价格卖了工厂下面的土地。工人不愿失去饭碗，告到当地政府，政府说你们失业后可以按有关政策“享受失业待遇”，该厂卖土地不能阻拦，因为你们那个工厂所在地段正待开发。工人还是不愿意要那一点可怜的失业安置费，联合起来阻拦工厂拆迁。高某走通了官场的路子，于是政府派出几百民警，强行拆了该厂，让高某高高兴兴地卖了土地。两年前的600万元变成了1.5亿元，强者发了横财，弱者丢了饭碗。两年前之所以按600万元的象征性价格把该厂卖给高某，暗含的条件就是高某要对工人的就业负责任，现在高某把就业责任推开了，而当时白白送给他的厂子下面的土地成了他的私有财产，让他卖钱走人了。高某能够准确“踩点”，很可能是他从关系官员那里得到了该厂地址要拆迁开发的隐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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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富豪钻营城市土地级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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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某富豪到某个大城市去寻找商机，凭借他的资本实力和用金钱开拓出来的公关渠道，他得到了该市市长的接见，并从市长那里获得了该市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他凭借一般人得不到的超前的城市规划与开发信息，再加上他自己的商业判断智慧，马上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近郊的一片不毛之地。几年以后，那块地所在的区域在政府投资和开发政策引导下，成了新的商业中心，那片不毛之地的价格翻了几十倍，他由此赚了若干亿。这若干亿“非辛劳所得”来自社会投资给不毛之地带来的土地升值，他瓜分到了这个土地升值。尽管这些财富他是凭智慧钻城市土地级差收益的体制漏洞得来的（而且他用资本优势从权力那里获得了非公开信息），不是非法得来的，但在哲学和伦理学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非道义所得”。得到这种所得的人，在道义上比捡了别人的钱不还的人更不光彩，因为他们是设局让别人掉钱（当官员和商家合谋把房价、地价推高以获取巨大土地升值利益时，与故意设局让“房奴”们掉钱无异）。在攫取别人钱财这一点上，他们和坑蒙拐骗者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手段高明——只在法律打击不到的缝隙中攫取别人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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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上市公司高管买卖自家公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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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9年10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昨天报道的《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9高管齐添上亿身家》引起市场的极大关注，上市公司高管们上演了暴富神话，而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了更大的秘密：原来该上市公司拟以19.8亿元定向增发收购的挖掘机资产，竟然是它在6年前以1782万元卖给它的几个大股东的那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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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6年前出售该资产的理由是：“挖掘机业务属于新业务，盈利能力较低、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持上市公司较高的毛利率，维护股东权益，决定出售挖掘机资产。”可实际情况与这个描述恰恰相反，该业务在剥离出上市公司的6年时间内飞速发展，销量增长了30倍，几乎每年翻番，收入超过10亿元，净利润也超过1亿元。只有到了今天，善良的普通投资大众才发现，当初上市公司低价甩卖的挖掘机业务竟然是一个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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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资产本来是上市公司的资产，属于全体股东的，当年以1782万元的低价卖给几个大股东合资的一个公司，现在又让上市公司以19.8亿元的价格从大股东的合资公司买过来。大股东在6年时间里，就把1782万元变成了19.8亿元。为了获得暴利，他们在资产作价方式上也搞双重标准：6年前上市公司卖出挖掘机资产时采用的是成本法，在账面价值的基础上还折价0.05％；现在让上市公司买回挖掘机资产时，却用的是收益法，作价1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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