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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谋私的具体形式，简直多得无法计量。因为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智商的人，就能在这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天下不高尚的掌权者都乐于此道，其“成果”自然多于牛毛了。怎么埋好伏笔，怎么把水搅浑，怎么降低败露可能性，怎么金蝉脱壳，都是“学问”。有的掌权者对自己掌控的公共资源实施监守自盗，更多的则是利用合法施惠权和合法伤害权与人交换利益。有人总结了权力寻租有几种基本方式：一是一把手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一言堂），然后进行权与权，权与钱，权与色的双边或多边交易；二是“行政设租”，用政府（部门）决策和文件的形式干扰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使其上门求自己；三是拿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当私礼与人交易，即把审批权、审核权、分配权、确认权、许可权、评比表彰权当作个人恩惠与人交易；四是滥用“伤害权”迫使对方就范，即过度过量地使用监督权、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审判权，使人面临生命、健康、名誉、事业、职业和财产等方面的重大危险而无力反抗，迫使其以金钱赎买权利，以财产换取自由；五是综合操作，逼人行贿，手段是把服务变成关卡，把公权变成私权，你不给他好处，他就不给你办事，该批的事项拖着不批，该给的资源拖着不给，甚至给你挖陷阱、降灾祸，直到你给他贿钱贿色，他才给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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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权谋私中，灰色利益则比黑色利益普及得多、普遍得多、普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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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权者谋取灰色利益的两个最基本的招数：信息垄断与规则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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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基本招数是利用信息垄断权实现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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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控制着组织信息，掌握着组织对上和对外的全部信息联系及组织内部的公共信息。群众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粗线条的经过筛选的信息。和具有完全真实信息的掌权者相比，公众永远是聋子和瞎子。信息不对称和掌权者的信息垄断是权力的必然衍生物，甚至也是公共事务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公共信息百分之百向公众公开，可能会因摩擦力太大而不利于公共事务的运行）。不高尚的掌权者往往会利用信息垄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自己谋私利。在上面和外面来的信息中，有一些是“机会信息”（如出国计划、项目机会、升迁机会、避险机会、获利机会、交际机会），不高尚的掌权者会独享这些信息，或尽量缩小披露范围，只让难以避开的少数人瓜分这些机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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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基本招数是“规则谋私”，即在制定规则时事先埋好谋私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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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里要选一个广播员，这在乡下是一个肥缺。乡长很想把他的小姨子弄去，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必须搞竞争上岗。乡长掌握竞选规则制定权，于是按照他小姨子的情况规定了入围条件：年龄在23至24岁，身高1.57至1.58米，学历高中，毕业满三年，有过外出打工经历，家庭有五个以上人口，音质适合做播音员。利用规则制定以权谋私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得不到人民强力制约的地方，它几乎一定会以发文件的形式即制定规则的形式为本部门及其权势阶层谋取不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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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谋私形式会被人们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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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权力谋私形式概括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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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形式是“权力现值”：权力与金钱、美色之间进行直接简单的交易，它是一种显性腐败。不过双方在进行交易时，可能把现金变成各种实物：汽车、电脑、字画、古玩、土地、矿产、股份、证券等。中级形式是“权力期值”：权力与金钱、美色、情感、信息之间进行复杂而持续的交易。权力一方为对方持续办事，对方则持续为权力一方提供美色、隐秘信息，如某官员为上市公司谋取不当利益，而上市公司把自己公司的隐秘信息告诉领导，让他进行内幕交易。“权力期值”交易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而且彼此之间会建立起信任和朋友情感。领导像帮朋友一样为对方办事，并不急于获得相应回报，可以在以后适当时机获取回报。这种腐败形式隐藏更深，潜伏期长，不那么直接露骨，带着感情色彩和温和面纱，温水煮青蛙，但它一旦开始，常常层层缠绕，环环紧扣，步步深入。高级形式是“权权交易”：以交互穿插的隐秘形式进行权力谋私。我在我的权力领域为你谋取好处，你在你的权力领域为我谋取好处，或者我关照你的关系人，你关照我的关系人；还可以建立“权势联盟”，在联盟内间接交叉地互相谋取好处，只要你是我们集团内的，不管你与我有没有直接关系，我都为你谋取好处。这种权势联盟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利益纽带，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对政策和法规具有很强的规避和肢解功能。权权交易不仅在政府圈子内发生，还会在执行权、决策权、监督权、司法权之间发生。人们在权力资源利用上的算计、运筹、对接、穿插、整合，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摘自《南风窗》2011年第8期，李永忠、董瑛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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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权力隐私和权力含金量的时候，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掌权者的奋斗目标就是谋取私利。应该说多数掌权者都有事业心、责任心，有造福于公众的美好愿望，会尽自己的能力干好事、干正事，力争对公众有所奉献。把事情做好了，民众高兴，他自己也有成就感，正常的情况下都是这样。那种纯粹自私的掌权者是极少的。但是，肯定掌权者会干好事、干正事，并不能排除他们同时也会谋私。几乎每一个贪官，在被制裁之前，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有的甚至还有骄人的成绩。没有谁能够证明，掌权者为群众做“有益的事”与谋私之间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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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十三、掌权者的收益与公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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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是社会精英，应该获得人才的公平价格。在确定他们的公平价格时，不但要考虑他们的金钱收入，还要考虑他们的非金钱收益和特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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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掌权者滥用权力是一回事，公正地对待他们是另一回事。掌权者是社会精英，对社会有着较大贡献，也承担着较大的责任和组织目标的压力，他们的人格和首创精神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民众不应对他们吹毛求疵，要允许他们在工作上犯可以原谅的错误，包容他们的一些“小节”问题，并让他们获得正当的报酬。人民群众要防范的，只是他们的非工作必要的权力强制和不义利益。掌权者的行为边界包括强制边界和利益边界，应该由各种法律法规明确，然后据此进行监督。下面我们讨论掌权者的利益边界，即他们的人才价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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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权者报酬：明里拿足还是暗中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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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的报酬形式有两种可能的组合：一种是明里给足，堵死漏洞；另一种是明里较低，暗中弥补。前者利大于弊，后者弊大于利。明里给足是杜绝权力腐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人的能力和待遇客观上必须分为三六九等，但人们又往往不愿接受这么大的差别。如果明里给足，权力精英们的收入就会让人相当眼红。比如一个省长、市长，可能要十倍、几十倍于一般白领的薪酬；同在一个处室里，处长的薪酬也可能要比一般干部高得多；学校里校长、院长的薪酬也可能要比一般教师的高一截。掌权者本来就在权力意志实现上占了便宜，薪酬还那么高，的确很扎眼，甚至可能因此导致群众心理不平衡而给工作带来消极影响。那么明里低一点，不搞得那么扎眼，暗地里再弥补，似乎有利于缓和尊卑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地方就是这么做的。但这是一种更糟糕的方式。表面上矛盾是缓和了，但权力腐败会更加猖獗。暗地里弥补必定是非规范的，让门裂开一条缝又无法规范，后果势必如堤坝上的“管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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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未必能养廉，但低薪肯定更不利于养廉。令人费解的是，从史料看，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都对官员实行低薪制度，有时甚至低得可怜。比如一个县太爷的俸禄仅够维持自己家的简朴生活。《红楼梦》里刘姥姥说：“20两银子，够咱们庄户人家过一年了。”但当时的一品大员，年俸才区区140两银子，一般官员的年俸才几十两银子。让掌握权力的强者、精英过着和老百姓差不多的生活，这是美好的理想，但却是荒唐的现实，因为它违背了强弱有别的生命法则。从历史上看，当官员的收入水平与老百姓相差无几时，他们的“体制外收入”会达到公开收入的几十倍甚至千百倍。这种一方面违背生命法则，另一方面又暗中弥补的办法不是好办法，它会成为滋生虚伪和罪恶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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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掌权者公平价格的几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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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讨论掌权者的公平价格即报酬水平问题，具体的没法谈，原则还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则应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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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权者是权力精英，其报酬应该与同级别的非权力精英的报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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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掌权者的报酬应该与国家级科技文化精英的报酬大体相当；省部级掌权者的报酬应该与省级科技文化精英的报酬大体相当；大学掌权者的报酬应该与较高水平的教授的报酬大体相当；余者类推。越是权高位重，越需要高级人才才能胜任。高级人才是天才秉赋、大量培养费用和艰苦奋斗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天才秉赋是他自己的资源，公众使用他的天才秉赋必须向他支付“天才租金”，就像听歌唱家唱歌要向他天生优美的歌喉支付“天才租金”一样。高级人才培养中花费的大量费用和长期奋斗的艰辛也应该从其薪资中予以报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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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掌权者激励和抑制权力腐败的角度看，掌权者应该有较高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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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处在关键位置上，他们工作努力与否对整个局面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他们激励以增强“火车头”的动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适度的范围内，可能同样是100万元，用于激励掌权者比用于激励一般员工效果更好。另外，较高的报酬也有利于消弭腐败的烈焰，促进反腐举措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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