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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锁链的设计要对可能产生规则性不义利益的任何体制缝隙进行设问：这样的体制状况和游戏规则下还可能冒出什么不义利益来？这样的办事程序人们还可能钻营到什么规则性不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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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认为所有人都有谋取不义利益的企图，不论是掌权者、精英、还是一般人中，都有相当比例的人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是，即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有践踏公义的企图，在设计体制锁链时也要假设所有的人都可能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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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锁链的设计涉及整个社会管理工程，我们在这里只能讨论锁链设计中的一些哲理性问题和可能被忽视的普遍问题。下面我们先列举若干事例，再做分析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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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锁链若干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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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减权力自由裁量权的体制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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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力谋私设计体制锁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消除或尽量减少权力的自由裁量权。郎咸平在《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中写道：在我们国家彩电脱销时期，100台彩电有1000个人要，所以我们的销售员和消费者都很忙，忙于100台彩电在1000个人中的不平衡分配。可更重要的是，当你决定购买彩电时，你就给了售货员一个选择是否卖给你的权力，只要他有选择的机会，他就必定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只有把他的选择权剥夺了，他才不可能谋私了。怎么剥夺呢？举个例子，用抽签或排队的方式决定100台彩电卖给谁，不就行了。这样决定，1000个想买彩电的人不忙了，中签者准备钱去提货，没中签的回家睡觉；售货员也不忙了，因为100台彩电对100个中签者，非常简单。这时也没有谁会给售货员好处费了。这里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办事的“流程工序”，你不是1000个人竞争100台彩电的购买权吗？我就设立一个分配规则，或者是抽签，或者是排队。有人说，项目招标不就类似于彩电的分配吗？为什么也会出现很多猫腻呢？不是招标本身不行，而是招标没有一个法治化、可执行的“流程工序”把相关人员的选择权挤掉。香港的土地招标就有这样的“流程工序”：它把整个工作分解为若干工序，由不同的工作人员操作各个工序，第一个人只收照片，你照片交了没有，交了，OK，盖个章。第二个人只看你营业执照有没有，有的话合不合规定，合规定的话，OK，盖个章。第三个人再查一个证明，OK，盖个章。最后一个程序才是记录投标人的公开竞价。这样官员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他就不可能谋私了。要想办法把可能产生猫腻的事情进行分解，分解为若干环节，然后让每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按明确的规章和程序工作，而不是让某个人自由地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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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只要按这个思路去做，没有什么猫腻不能去掉，难就难在要有一种力量，逼得掌权者把自由裁量权交出来。在一种阴毒的社会生态中，要掌权者交出自由裁量权是很难的。比如在1000个人对100台彩电的情况下，商场领导就是要利用这种情况捞取油水，于是他坚持不抽签而要由他“酌情处理”，这时其他人拿他怎么办呢？项目分配也一样，搞公正招标有关控制者就捞不到油水，为了油水，他就可能搞假招标。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体制性罪恶就是与权势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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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堵塞证券交易中漏洞的体制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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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体制缺陷都可能成为罪恶缝隙，消除罪恶缝隙就要消除体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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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纳斯达克交易系统中，大户们有一个特别的“闪电指令”系统，用的是比一般投资者所用电脑快得多的超高速电脑，所以他们在抓住瞬间消失的有利价格抢先买卖时，总是能够捷足先登，造成大小投资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态势。这就是一个让大机构可以搞鬼的体制缺陷。一些小投资者发现之后，提出了修补漏洞的要求，然后证券管理部门取消了那种大户们的“闪电指令”交易系统，体制缺陷（漏洞）得到了修复。美国跟证券交易有关的锁链设计，还有另一个案例。上市公司每有重大利空或利好信息公布，就会引起它的股价在开市的瞬间狂跌或猛涨，于是，谁先得到信息，谁就能抢在第一时刻卖出或买进。此时，信息的公开时间和公开渠道就关系到公平问题。首先，美国的证券管理部门只规定公司的重要信息要在开市前若干时间内在媒体上公开。有的公司就钻空子，在时间上拖到离开市最近的时刻，而且选择在那些多数投资人不大注意的媒体上披露信息。这样当一般投资人得到消息时，有利的交易机会已经失去，而那些与公司接近的人，则可以独享信息优势。后来美国证券管理部门发现了这个体制漏洞，就修改规定，信息披露时间要在开市几小时前完成，而且必须在指定的几家大媒体上同时披露。这样，锁链牢固了，搞鬼者就没法搞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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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主与物业公司关于物业管理的体制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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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很多楼盘，房地产开发商自己组建物业公司来管理楼盘事务，这种物业公司往往不愿按章程为业主提供合格服务，而是服务很差物业费照收不误，以此捞取不义所得。这时业主们当然会抗议。物业公司发现，对付业主抗议的最好办法是尽量阻扰业主们成立“业委会”，为此他们可以使出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段，甚至对牵头筹备业委会的业主进行各种打击（如断电、断水、堵死锁眼、电话恐吓、暗中把他们打伤）。没有业委会，单个业主去抗议，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当物业公司方面做得太过分时，矛盾就会激化，甚至频繁地闹到居委会、派出所那里去，令他们大伤脑筋。要化解这种矛盾，还是要从体制上着手。北京某社区管理机构比较聪明，给开发商打造了一个体制锁链。他们推出了一个规章：凡未成立业委会的住宅小区，均不得向住户收取物业费。这样，物业公司要收取物业费，就不得不允许甚至催促业主尽早成立业委会了。一个简单的体制锁链，就把物业公司阻扰成立业委会的罪恶消除了。当然，也有少数卑鄙的业主在这个章程推出后，认为可以通过故意拖延业委会的成立来逃避物业费。对此也要有锁链来解决，比如可以规定业主入住率达到某一百分比时必须成立业委会，若逾期不成立，物业公司就可以向社区管理机构申请，经核实后批准收取物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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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法机关抵制以权代法的体制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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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区县级的司法机构在履行法律职责时，当审理对象是地方官员或他们的关系人时，常常会受到地方权力机关一些官员的干扰，由此滋生很多司法不公的罪恶。不久前看到一种意在摆脱权力干预司法的体制锁链：某司法系统规定，当下级司法机构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与当地官员的意见不一致时，该机构要向上级司法机构征求处理意见。上级司法机构不用顾忌下级地方官员的权力，可以依法办案。有了这个体制锁链，地方各级司法中普遍存在的权大于法的问题就可以大为缓解了。最近几年，官员犯罪由异地法庭审判，以避开当地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网，这也是一种体制锁链，尽管它的设计只需小聪明，但还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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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国商品房价格控制之体制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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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多年来房价都很稳定，这首先要归功于德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不允许房地产泡沫产生，以免产业资本卷入房地产投机而忽视了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其次要归功于他们在打造体制锁链时细致入微、一丝不苟：一是开发商售房时房源信息、价格信息都必须真实、透明；二是房产定价不许超过同地段的评估价，否则必遭惩罚；三是为了保证作为价格标杆的“某地段评估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政府管理部门会秘密地请几家评估机构（它们之间相互信息隔绝）同时评估某地段的房价，如果某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多次严重偏离平均评估价，就会取消其评估资格——这种“锁链”迫使评估机构必须尽量科学、公正地进行评估。当然，德国是让稳定的房价反过来限制地价，在尽量抬高地价以获取最大化土地收入的地方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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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加坡防止官员腐败之养老金体制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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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官员腐败有财产公示、金融实名制、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锁链。除此之外，新加坡还有一个养老金锁链：官员退休后有一笔可观的养老金，但只有没有腐败问题的官员才能拿到它，一旦发现有问题，养老金随时可以停止发放。这使得官员要在腐败收益、腐败败露概率和养老金之间进行权衡。把防止腐败和退休后利益联系起来有一个妙处，因为官员不在位时，腐败问题容易被揭露，官员要确保自己的养老金权利，他就必须保持廉洁，以保证在退休后的漫长时间内始终经得起廉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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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制锁链设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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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设计有两个目标，一是去掉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效率陷阱，以使人的潜能充分发挥，二是不留下体制缺陷即“规则性不义利益缝隙”，让无孔不入的罪恶渴求者也无处下手。这也是一切规章、规则设计的宗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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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状况决定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权力结构，二是体制设计者的理念和水平。体制锁链的打造，难就难在要挤掉规则性不义利益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体制锁链的打造问题，会转变成公平正义的推动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力量比拼问题。当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制衡不到位、权力理念落后时，体制锁链的打造将会遇到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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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法律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一样，以公平正义为目标指向的体制锁链的打造也包含两方面，一是保障实体公正的实体锁链，二是保障程序公正的程序锁链。实体锁链的功能在于保证利与害的分配按照公平公正原则进行，程序锁链的功能在于杜绝操作程序中的漏洞，使公平公正原则不在操作程序中走样。实体锁链的打造要解决政治性难题，程序锁链的打造要解决技术性难题。政治难题的解决在于力量比拼，技术难题的解决在于坚持“四要”：一要假定人人是坏人，二要绝对较真儿，三要非常细密，四要让信息公开的阳光照耀一切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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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起来，似乎实体锁链容易打造，程序锁链难打造。凡涉及到利与害的分配，都按照公平公正原则进行，不是很容易吗？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诸如：考生按照分数高低分配名牌大学的学习机会，这是显而易见的公平原则，但事实上一些城市考生上名牌大学的分数会比其他省市考生的分数低得多；某些机关幼儿园的公共经费比一般幼儿园的公共经费多得多；银行的信贷资金基本被大企业垄断；一些行业为了让寡头们获取肥厚的垄断利益，明目张胆地阻碍竞争者进入；企业高管们为了获得规则性不当利益，设计出风险与收益明显不对称的“经理股票期权”；执法权、审计监督权、舆论监督权等由被监督的机构掌控。如果说程序性体制缺陷带来的是“偷奸”罪恶的话，那么实体性体制缺陷带来的则是公开奸淫的罪恶。公开的奸淫罪恶可以存在于世，那是因为文明力量太弱，不能抗衡权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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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锁链打造得越精炼，规则性不义利益越少，违法罪恶也会越少，法律锁链的压力也越小。因为在一个体制合理的公正的社会，人们的心理比较容易平衡，违法的恶念自然较少。同时，想违法犯罪的人也会因为种种体制障碍而难以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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