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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是完全隐蔽的，所以只有在我们停滞不前时，我们才能知道自己陷入了致命的漩涡。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抗争都无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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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是，社会处于危险的第一个信号就是陷入僵局。一个文明固执地使用那些曾经用来解决较小、较简单的问题的方法，来对付复杂得多的问题。虽然这些方法如同被困在暗流里的游泳者一样屡屡失败，我们仍然年复一年地固执地使用换汤不换药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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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着和玛雅人、罗马人、高棉人以及所有高度发展的文明曾经遭遇的同样的认知门槛。我们现在必须解决的、最危险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世代。但是我们并没有利用集体资源、智慧和技术来制止它们，只是着手改善一些烦人的症状，而没有发现永久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来，我们不过是又把问题交给了后代。换句话说，一谈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政府债务以及其他大范围威胁，我们仅仅是陷在生物认知局限这股强大暗流中，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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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扬尼尔·巴哈彦博士揭示了复杂问题具有的固执和危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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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问题——那些反复出现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换句话说，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是以停顿的形式来表明自身的。无法前进，这是一个社会遇到认知门槛的最早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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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随着情况越来越危险无望，第二个症状就出现了：以信仰替代知识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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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陷入漩涡时，我们相信如果我们鼓足精神努力朝岸边游，我们会战胜急流。纵然经验证据表明这不可能，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疲惫，继而陷入恐慌时，我们仍然拒绝放弃这个信念，并且坚持沿直线游向岸边。任何数据，信息或事实都不能阻止我们对这个信念的坚持——即使是死亡的威胁也不能让我们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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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机体常常既需要信仰，也需要知识。我们凭着在岩壁上画神秘的生物来帮助我们捕获大型猎物，凭着向无形的力量献供来保证丰收，并且凭借雕刻偶像来提高生育能力。我们参加仪式来祈雨，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祷告，并且世代用放血的办法来治疗病人。事实上，人类不追随未经证实的信仰的例子，一个都找不到。是否深入调查过南美密林、巴厘岛以外的偏远岛屿或者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国家的人类社会形态，这都无所谓；信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无信仰社会的例子，那么我们必须断定信仰和追求知识一样，是人类生物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如同水，氧气和食物等必需品一样。信仰不是培养出来的，这是人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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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该承认这样的事实：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当我们无法获取知识时，我们也会用信仰代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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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信仰是什么意思呢？信仰只是未经证明的观点。根据诺贝尔奖得主，与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起发现DNA结构的詹姆斯·沃森博士的观点，我们需要拥有信仰才能发挥功能，即使是过马路这件简单小事：交通灯变绿了，我们必须相信司机会遵守信号指示，停车让我们通过。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念，我们得等到所有的车辆都完全停下来才敢过马路。没有信念，我们必须质疑每个假设和行动，而这会引起巨大的功能障碍。如果不相信厨房的水龙头会有水出来，我们不会把它打开；如果不相信自己下星期还活着，我们不会预约看牙医；如果不相信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去银行把自己的钱取出来，我们不会把钱存进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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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思维方式，人类的信仰并不仅限于宗教。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来帮助我们在每天的分分秒秒里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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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是需要知识的机体：根据已证实的数据来进行理性决策和解决问题。毫无疑问，知识比信仰更难获取。获取知识需要复杂的认知过程，比如抽象概括、搜索、学习、推理、分析、综合、决策、判断等等。知识还需要复制、应用、解读和检查。与采纳一种信仰相比，获取知识要付出很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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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的两个需要——知识和信仰——都能得到满足时，社会就会高速发展。也就是说，当知识和信仰并存，并且一方不会压倒另一方时，我们才会处于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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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社会向前推进，制度、技术和发现越来越复杂，获取知识的难度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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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都从井里打水，现在水突然从水龙头里出来了，我们不再清楚它从哪里来，经过了怎样的处理、分流、定价和分配。我们的金融体系、法律、税收、卫星电视，以及恐怖主义也一样。生活在方方面面的复杂性逐渐升级，我们必须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东西的复杂程度也成倍增加。所以，为了快速地真正理解，我们头脑需要获取的知识量十分庞大，这令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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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复杂性使得知识难以获得时，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命于信仰；我们接受关于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的世界未经证实的观点和假设。这是第二个症状：以信仰代替事实，逐渐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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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个社会开始显露出前两个迹象——僵局和以信仰代替事实——崩溃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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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陷入了强大的暗流中，这个社会最终发现自己为了得到安全感，绝望地反对认知门槛，直到最终像一个执着的、坚持按照直线游向岸边的人一样，筋疲力尽，最终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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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文明遇到认知门槛并且开始用信仰代替知识时，最终导致崩溃的具体灾难也就相去不远了。不管崩溃是否以干旱、流行病毒或是战争的形式出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阻止人们理性地理解并采取行动来解决危险问题的认知门槛。人们把事实和证据搁置一边，反而采取未经证实的补救措施，这导致一连串灾难性事件迅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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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时候，人类认识到复杂性和崩溃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原因如下：认知门槛的迹象在崩溃发生之前很早就出现了，所以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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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玛雅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对降雨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依赖。人们不仅知道水资源短缺，而且还记录缺水情况，制订计划并采取防护措施。玛雅领导人在降水少的年份采取保护措施，严格监管作物种类、公共水使用和粮食配给。在3000年统治时期的上半期，玛雅人还一直在修建更大的地下水库和蓄水池来为旱季储存雨水。他们早期用于收集和储存水的水利系统无论在设计还是工程上都堪称杰作，和玛雅华丽的神庙一样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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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护只是一种缓解措施，并非永久彻底的解决方法。保护策略是有局限的，因为最终，我们不可能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进行保护：当完全没有降雨时，也就没有水可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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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降雨量不断减少，1500万玛雅人再也无法面对他们日益恶化的处境：人口激增，对水的需求量急剧上升，而年降雨量却在减少。保护只是一个在短期内有效的策略，相比倾举国之力彻底解决一个他们知道最终会成为大灾难的问题，还是不一样。3000年的时间足够一个文明实施各种解决方案。他们本可以派出探险队，挖更深的井，迁走大部分人口，甚至更快地修建更多的蓄水池和水库。以上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缓解干旱的压力。但是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容易理解和解决，所以玛雅文明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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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干旱、政治动荡和疾病等复杂问题的所有实际策略受到强烈压制，取而代之的是信仰的崇拜。当玛雅人进入崩溃的下半期——以信仰代替知识——仪式性的谋杀成了应付玛雅社会所面临的任何威胁的片面解决办法。我们现在有不可争辩的——在那些最幽深的地下隧道和洞穴里发掘出来的——证据，证明致残的酷刑和谋杀在四处蔓延，连年轻女人和无辜的婴儿都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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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专家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在为美联社撰写的一篇题为“考古学家发掘人类牺牲证据”（“Archeologist Unearth Evidence of Human Sacrifice”）的文章这样写道：“受害者被挖心或者被斩首，被乱箭射死、乱石砸死，被压碎，被剥皮，被活埋，被人从神庙顶上扔下来。牺牲品往往是儿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被认为是纯洁未受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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