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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连续5年参加我们本地的水务委员会会议。那段时间我们根本没制造出一丁点水。我们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技术，但是我们没有整治一个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那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渐渐平息，最终在委员会中提都不提，不管它们可能多么有效。总有一天，当水资源危机严重到一定地步，恐慌将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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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我个人的现代生活经验，我想知道，是否曾有一些玛雅人发自内心地想解决多层面的大问题，但是却一次次地受到阻挠。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最后结果就是发现自己被拖到神庙屋顶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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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加州的水问题、全球气候变化、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团伙暴力，还是持续的宗教战争，我们的行动顶多只是缓解短期的症状。随着我们的问题代代相传，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解决，我们应该担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继续推行缓解措施，就好像这些问题会不治自愈，而不是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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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和早期文明下的人类很相似，虽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失去了理解问题复杂性的能力，因此我们渐渐地向它屈服。和玛雅人类似，我们天生就喜欢将简单的信仰和解决方法同非常复杂的社会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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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时代》杂志评选为上世纪25位最重要人物之一的E·O·威尔逊博士在2009年总结这个悖论时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着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组织机构和上帝般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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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看到了全景。随着进化的速度渐缓和人类发展的速度加快，两者之间的差距加大，我们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认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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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人类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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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的情感、本能、冲动和欲望——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东西——在现代世界中虽然用处不大，但仍然存在，这是进化生物学家一致同意的事实。与人脑的进化类似，由遗传形成的资质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适应和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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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是一个缓慢、持续和不确定的过程。这意味着在任意时间，人类本能——使得我们的基因库得以持续的生物资质——与那些成功战胜现代挑战所需的特性不一致。这正是适应和变异发生的原因：当我们具有的能力对于环境来说并非是最理想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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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本能的缓慢进化怎样导致了高度发展的社会文明最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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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00万年中，我们学会了有效地应对眼前的威胁。我们一旦察觉到附近有危险，肾上腺素就开始激增：我们的身体充满了兴奋剂，刺激着我们采取行动。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称这个强大的反应为“战斗或逃跑”，因为人体生理机能准备立刻战斗或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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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应如此强大，在“战斗或逃跑”的极端的例子下，已有事实显示人类可以单手抬起3500磅的汽车。记者乔什·克拉克（Josh Clark）描绘了人类应对直接威胁的惊人反应：“1982年，在佐治亚州的劳伦斯维尔，安杰拉·卡瓦略抬起了一辆1964年制造的雪佛兰羚羊车，将压在下面的儿子托尼解救出来。托尼在汽车下面忙活时，汽车从支撑的千斤顶上掉下来压到他身上。卡瓦略太太把汽车抬得很高，持续时间也足够长，直到两个邻居换上千斤顶并且将托尼从车底下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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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如此高效地对直接危险做出反应，关键在于人脑中称为下丘脑的部分。当它侦察到一个危险时，就向肾上腺释放化学信号，后者则激活能够引起兴奋、准备就绪状态的荷尔蒙。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突发事件，我们的身体都会立即启动遗传程序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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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对即将发生的危险做出的反应越敏捷，他们生存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这就能推导出我们的祖先都具备这些特征：跑、藏、成功战胜敌人，且能更迅速地察觉危险。或者像《复苏》（Renewal）的作者特拉维斯·吉布斯（Travis Gibbs）所说的那样：“遗传就是使我们记住那些已经奏效的东西。”由于快速反应奏效，所以久而久之，这种本能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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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对眼前问题的反应能力比对长远和不明确问题的反应能力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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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天生不善于应对远距离的威胁。如果此时没有即将发生的危险，身体里的化学物质就不会产生变化。没有“战斗或逃跑”，就没有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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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Kristof）这样描述：“如果你碰到一条蛇，在你对付这个‘威胁’的时候，几乎整个大脑都在高速活动。然而，如果有人告诉你碳排放会毁了地球，虽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大脑会思考这个未来的问题，即只有前额叶大脑皮层的一部分会稍微兴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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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关于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后果，不断升级的气候变化，不断增加的全球债务，以及在地下和海里储存核废料的危险这些信息，但我们对遥远问题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强烈，即使它们构成的威胁是灾难性的。从进化的角度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出应对遥远威胁的能力。当然我们可以争辩，我们对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反应比玛雅等早期文明要进步多了，但这并不奇怪。随着文明的更迭，我们理解和应对未来威胁的能力就提高一点点。这就是进化的本质——我们本能和生理机能的变化是在增加的，但却非常缓慢，几乎微不足道，然而随着世代更迭和新文明的产生，这些能力的确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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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到进化和复杂性之间不平衡的发展速度，不仅认知落后，史前本能也在自然重现的崩溃模式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良的生物本能可延续很多代，对进步造成自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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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整个文明崩溃然后从头再来，是因为它们达到了继承所得的生物能力的极限，这是令人不安的。然而，玛雅、罗马和高棉帝国的覆灭充分证明了进化障碍触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文明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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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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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博士在其著作《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中对罗马帝国的崩溃进行了引人入胜的真实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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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样，泰恩特否定用单个原因来解释罗马的灭亡，比如启用雇佣军削弱了罗马军队的势力，不健全的经济策略导致粮食短缺和城市人口迁移，或者安东尼时期爆发瘟疫（从公元165～180年夺去了一半人口）。在泰恩特看来，这些事件仅仅是将一个摇摇欲坠的文明推下悬崖的破坏性力量，而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崩溃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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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认为复杂性是一个贪婪的系统：当问题越大，越错综复杂，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来解决。最终，一个社会无法聚集足够的资源来抵御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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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举的例子是罗马农业生产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可测的下降情形。随着产量下降和人口增长，泰恩特认为的“人均能源”降低到危险的水平。通过征服邻国，罗马在短期内成功地缓解了农产品短缺的威胁。这使罗马人迅速地获得了所需的金属、粮食、奴隶和资源，从而维持自身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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