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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的观点来自达尔文的理论。1976年，文化基因论之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博士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揭示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不仅仅适用于身体特征和本能的遗传。道金斯指出，作为“信息单位”的文化基因也为了生存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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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因一样，文化基因通过变异、突变和遗传，从一个人类机体向另一个人类机体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基因得到强化，某些则逐渐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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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首次将文化基因定义为“一个文化传播或模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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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单位”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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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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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而言，我对文化基因的态度就像物理学家对待暗物质和夸克的存在一样。在量子力学中，如果假设一种力量或物体存在，往往能揭开解释宇宙的新规律。有了这种“如果”的假设，我们再去寻找缺失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具有什么特征，将有怎样的行为甚至可能在什么地方。但是和暗物质的情况一样，我们实际上根本没发现它。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假定它是存在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暗物质和夸克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另外几百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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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科学中，我们也利用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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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很多人惊讶于，在人们根本不知道基因为何物的时候，查尔斯·达尔文居然能写出《物种起源》。达尔文也许没解释清楚导致进化发生的关键因素，但这并不妨碍他观察到：自然界中某些东西导致某个物种繁盛而别的物种灭绝的事实。那时候，他将动物交配时混合在一起的神秘粒子称为“泛生论”（pangenesis）。但是达尔文的猜测很快被那个时代的科学审查否定了。在《物种起源》出版很多年后，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偏远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发现了基因真正的作用原理。谢天谢地，这让达尔文的学说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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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金斯对文化基因的定义很宽泛，而确定可测量的模仿“单位”明显也具有难度，但我们都认同一个显著的现象：在代际传递中，某些知识、行为和信仰日益强大，有些日益微弱，而有些则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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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随着性传播疾病的扩散以及最近少女怀孕率的急剧上升，“贞操是美德”的观点似乎变得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随着博客、短信、YouTube和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兴起，“沉默是金”的古训迅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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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其他更为严重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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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辈辈，我们沿袭着对其他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不准确看法。我们还继续相信绿色能源比危害环境的能源成本更高，即使这已经遭到无数经济学家和公司企业的大力反对。我们还相信毕业于常青藤院校的经理人比只有街头经验的经理人更能干。我们相信快比慢好，贵比便宜好，有机农业比其他耕作方法好。还有很多人仍坚持认为进化论原理不是真的，虽然这方面的科学证据已经积累了15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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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ie）在其畅销书《大脑病毒》（Virus of the Mind）中，将文化基因称为“病毒”，因为它们能够迅速地感染理性思考：“你的见解未必是你最初的想法——你的思想得病了，你被感染了，不仅可以从别人那里直接感染，也可以通过心理病毒间接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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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人类机体复制各种文化基因，遍及每个领域，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肤浅的还是有益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短期的还是世代沿袭的，这既对我们有利，也对我们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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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文化基因成功繁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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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因类似，有些文化基因变成隐性，而另一些则占据主导地位并盛行。一个文化基因是兴盛壮大——得到普遍认同，还是衰落消亡，取决于它是否能与占统治地位的强大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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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基因到超级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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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文化基因是指所有普遍且根深蒂固的信仰、思想或行为，它会污染或压制社会上的其他信仰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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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把超级文化基因想象成强大的超级编辑器，即那些影响我们所有思想和行动的信仰和行为。超级文化基因发展成为毋庸置疑的信仰，适用于任何领域——经济、宗教、司法、自然，甚至是抚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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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雅的例子中，一旦他们触碰到认知门槛并且无法解决自己最复杂的问题，盲目崇拜就开始支配所有的思想和行为。盲目崇拜最初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基因，与修建水库和地下蓄水池，采取保护和创新措施应对粮食短缺等其他做法并存。但是随着条件恶化，几种方式并行的想法渐渐消失，代之以一个单一的狭隘立场。换言之，盲目崇拜从普通文化基因发展成了一个超级文化基因。一旦玛雅人将盲目崇拜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对其他可行方案的探索就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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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朝向宏大信仰和唯一解决方案的推动力并不是玛雅人所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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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人们继而进入一个不宽容的时期，即所谓的黑暗中世纪，复杂性也导致了一种普遍信仰。正是在这段时期，秩序得到恢复，实现了“北欧和西欧第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化”。事实上，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对于现代文明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们指出：今天欧洲国家的很多国境线就是在那段时期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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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欧洲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不断升级，基督教从众多信仰之一（文化基因）发展成为支配所有城市功能的狂热超级文化基因，其他的思维方式和偶像崇拜很快灭绝。随着其他的文化基因被驱逐，基督教教条变得如此强大，并在十字军东征时达到顶点：十字军东征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排除异己达到新高度的一个暴力时期。几百万人成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科学家和理性思考者被监禁、严刑拷打和杀害。发展再次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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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强大的超级文化基因变为阻碍发展的障碍。例如，人们曾经坚定不移地认为大地是平的，完全相信太阳围绕地球旋转，执着地认为放血能够治病而不会杀人。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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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一旦一个超级文化基因掌权，它就使得人们很难再想到别的东西。毋庸置疑、根深蒂固的信仰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我们继续相信某个观点是正确的，即使存在大量的反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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