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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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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先进文明里，当获取知识变得非常困难时，信仰就会战胜知识，莱茵韦贝尔的故事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统治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变得过于复杂，连专家都搞不懂的时候，出于条件反射，他们就会求助于一个能将所有问题都简化的魔术师。换言之，依靠孟加拉的黄油产量总比什么都不依靠的感觉要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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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什么在面临金融市场混乱时，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会盲目地跟着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掉进兔子洞。而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吉姆·克拉默（Jim Cramer）和尼尔·卡夫托（Neil Cavuto）这些重要的分析师和传媒人仅仅通过一个到位的评价就能引起股票升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每天，都有成群的信徒将他们的话当作《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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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不仅限于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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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还在顺势疗法上花几十亿美元，结果证明毫无效果。我们购买的房屋、火灾、洪水、汽车、船只和健康保险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即使灾难性损失的概率每时每刻都在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下降。我们还接着在加利福尼亚修建更多的高尔夫球场，就好像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有一天会不治自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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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让我们采取非理性的信仰呢？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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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日益下降，我们获取信仰的脆弱心理日益增强。当面临人脑生物能力无法解决的复杂事件时，我们变得容易接受未经证明的意识形态，并开始采纳一种危险的“顺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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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然成风的“顺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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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超级文化基因像病毒一样蔓延的第二个理由。对于每件事情，不管是屋顶的颜色、最好的车还是教育孩子的最有效方式，顺从比自己有意识地做决定容易多了。生活变得越复杂，我们就越难获取必要的知识来做出正确决定。不仅是我们面临的决定更加复杂，而且需要我们做决定的这种复杂问题还越来越多，做决定的速度还必须越来越快。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可想而知群体行动和群体思维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想自作主张，只会淹没在海量的信息、大量的选择和巨大的难度中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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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情况变得杂乱无章，让人弄不明白时，我们自然会随大流。我们让集体来决定，因为我们相信集体决策有特殊的智慧。“集体思维”的结果可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可以是破坏性的，比如纳粹德国，美莱村屠杀，以及近期发生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但是集体思维不仅导致人类的暴行；它还解释了卷心菜娃娃一鸣惊人，20世纪80年代迪斯科舞风行一时，以及2007年粮食可能短缺的消息走漏后的疯狂购米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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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环境下，顺从之风根本就没有国界。超级文化基因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传播，文化、历史和其他先前存在的文化基因都得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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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世界范围的一致性趋势的最好案例：世界著名黑白摄影师约翰·斯彭斯·韦尔（John Spence Weir）在过去50年中，一直在用影像记录墨西哥的现代史。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他有一段悲凉的自述让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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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墨西哥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慢慢消除色彩的故事。曾经有一阵子房子都是紫色、粉色、黄色和橘色的。衣服和篮子，市场和人们也是色彩缤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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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天，没人喜欢紫色的房子和黄色的百叶窗，他们都想要米黄色的。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米黄色——米黄色的衣服，米黄色的商店，米黄色的围墙。富人想让自己的家看起来像美国的房子，所以他们开始把房子都刷成米黄色。我真惋惜自己没用摄影来捕捉墨西哥的彩色风景。我错过了整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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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毕生用黑白色彩捕捉一个国家日益凋零的文化的人抛出这个观点，是警示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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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在墨西哥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生物学解释。研究人类行为的专家推断，倾向于一致行为的推动力可能是一种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自然本能。他们表示，人们作为一个统一集体采取行动，比单独行动更能增加生存机会。集体协作使我们能够捕获较大的猎物，并且有效防御更强大的肉食动物的进攻。所以，与豺狼相似，我们的祖先依赖群体的力量来维持安定幸福。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从生物学上就倾向于遵守集体的意愿和行为。这大概也是我们生来就愿意接受超级文化基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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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顺从的意愿是出于寻求安慰，还是生物遗传使然，抑或只是采取最方便途径的一种自然倾向，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对于生存来说，虽然单一性没有多样性复杂，但也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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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性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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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多样性的存在有一个现实的原因：一个物种发展出各种特点和行为，即极大的多样性，可以增加它在各种环境挑战中生存下去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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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化发生时，不管是什么变化——干旱、肉食动物侵犯、粮食稀缺、温度剧烈变化——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物种比不具备这种特点的物种生存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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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的角度看，多样性就好比基因保险单，能保护一个物种免于完全灭绝。这就是为什么鱼的种类不止一种，鸟的种类、蚂蚁的种类也是一样。它们都发展出不同的策略来应对环境。这样，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们就具备了适应环境所必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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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多样性对于生存多么重要，请看下面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为了筹备本书的写作，我卖掉了硅谷的公司，搬到加州大苏尔海岸线上一个偏僻的住所，它位于联邦政府为濒危的史密斯蓝蝴蝶设立的保护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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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购买这座房子的时候，我对蝴蝶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在搬过去不久之后，我有幸遇到迪克·阿诺德（Dick Arnold）。他是一位杰出的昆虫学家，而且是研究濒危史密斯蓝蝴蝶方面的专家。这引出了一连串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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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解释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娇弱的史密斯蓝蝴蝶只依赖于一种食物来源：生长在加州海岸丘陵地区的一种枯瘦的野生荞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工农业发展以及非原生作物的入侵，使大量的野生荞麦遭到破坏。但是史密斯蓝蝴蝶不像其他蝴蝶那样，当最喜欢的食物稀缺时，其他蝴蝶可以依赖别的植物生存，而史密斯蓝蝴蝶在食物来源上没有发展出多样性。所以，随着野生荞麦数量的下降，这种蝴蝶的数目也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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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迪克·阿诺德、当地生物学家杰夫·诺曼（Jeff Norman）以及联邦鱼类和海洋生物办公室专家的接触，鼓舞着我开始收集荞麦种子以便种植更多的荞麦。我筹集了一笔款项，雇了一名园艺家来监督种植，并请一名生物学家监测这里蝴蝶的增长情况。8年后，我因为浇灌植物违反当地水利部门“禁止用水浇灌植物”的规定，而不断遭到骚扰，但令我欣喜的是：保护区和临近山坡上荞麦的数量激增。因而史密斯蓝蝴蝶的数量每年都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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