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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我们的大脑应付不了工作时，我们干脆就根据自己的能力来缩小工作范围。这是一种危险的逆向工程，即简化问题来适应我们已知的解决方案——那些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但并不奏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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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专门的认知工具来处理不断升级的复杂性，妨碍“反对”的尝试都会失败。在一个变量太多、变化太快的环境里，大脑会寻求简单的解释和更少的选择去恢复秩序。而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克服复杂性的关键是增加多样性和选择，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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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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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鼓励发展洞见，就要铲除“反对”产生的根源。我们越是发展认知能力来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就越不会将问题过度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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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是这么说的：“研究发现表明：在出现洞见的那一刻，一套复杂的新联系正被创建起来。这些联系具有一种潜力，能增强我们的心智，克服大脑对变化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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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简单。只要提高洞见——我们处理复杂性的天生的能力以及我们“对变化的抵制”就能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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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一个小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反对”妨碍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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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1938年巴甫洛夫观测正强化和负强化对诱导狗流涎的实验，再到20世纪70年代斯金纳发表《超越自由和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研究生院一般称之为“Dognity”），行为心理学家一直在收集确凿证据来证明批评、负强化和僵化刻板会阻碍创造力、生产力和发展。随便找个在批评氛围中生活的孩子或宠物，对他们进行观察会发现，他们畏缩、缺乏自信、恐惧，还有很多异常行为。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如果处在批评氛围中，都不会健康成长，因为那种环境孕育了对失败和拒绝的一种害怕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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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研究洞见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刺激洞见所需的条件和鼓励创造力所需的环境是高度一致的。研究表明：放松、放飞思绪、消除杂念和正强化会激励洞见的发生。虽然公正地说，这些研究人员指出，洞见也会在极度紧迫的条件下出现，比如瓦格·道奇的例子。洞见的自发本性意味着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但是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积极、放松和创造性的环境提高了这种“不常露面”的解决问题方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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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几乎每个人都熟悉“自由讨论”这种常见活动。自由讨论的规则非常简单：一旦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基本原则是：当有人发表意见时，其他人不能对其看法、观点或解决方案进行批评。修正他人的建议也是不允许的。同样，同龄人的压力、操纵、兜售和任何其他阻碍创新思维的策略也被禁止。用化学家、作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的话说：“要想找到一个好办法，最佳途径就是收集一大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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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讨论通过创造一个安全、富于激发和有趣的环境而激发洞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大脑可以自由思维，不用惧怕什么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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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由于明里暗里的反对，自由讨论虽然初衷很好，但是结果多以失败告终。不屑地扬眉毛、摇头、不耐烦地跺脚就是不赞成的表示。结果，虽然自由讨论活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一时，但在21世纪的今天，却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不太可能产生任何重要的突破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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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状况越是糟糕，自由讨论消失得就越快，虽然这种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困难时期最最需要的。商务休闲会议，行政主管培训和团队建设训练被视为奢侈品，首先从预算中剔除。经济压力导致恐慌、僵化和顺从，在这种反应之下，创造力和创新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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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思维和解决方案的忽略和排斥代表了“反对”这种超级文化基因最危险的影响之一。我们越是反对，就更多地是在阻止洞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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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我们意识到了“反对”的不良影响，难道不能阻止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国家染上这种倾向吗？毕竟，我们现在知道认知门槛是怎样引起“反对”的，“反对”如何让进步停滞，以及进步对于阻止崩溃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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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文明还无法掌握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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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认识到，我们的生物构成抵制这种保证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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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期文明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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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我们有证据证明，称为洞见的认知过程能解决复杂性，让“反对”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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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文明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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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掌握这么多信息，拥有这么多先进技术，现代人当然没必要重蹈其他伟大文明崩溃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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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非理性反对只是其中一个超级文化基因，只是一个人为的进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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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四个超级文化基因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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