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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的反应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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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退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即使熟悉意味着失败。但是除了回到熟悉的领域，我们还有另一个反应：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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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天生将变化视为威胁，所以我们直觉地拒绝变化。当然，我们中的少数人有勇气和韧性去挑战复杂、未知和危险的问题。毕竟，新发现就是这么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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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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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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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进化论很容易解释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选择自己所熟悉的，危险就减少了。在自然界中，动物会被自己已经知道和理解的东西所吸引，这样是通过降低风险来提高自身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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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我们试着对付未知的困难时，我们设想的风险比实际风险要大很多。虽然进步需要一小部分人代表其群体勇敢面对危险，但他们更想避免新事物带来的多余风险。因此，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我们进化发展出了强有力的认知防护系统，保护自己免受不熟悉的、有潜在危险的事物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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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研究专家贾弗里·M·施瓦茨（Jeffrey M.Schwartz）博士多年来一直研究人脑对不熟悉的复杂观点的反应。在他的研究中，施瓦茨可能已经揭开了“反对”的简单生物原因：大脑有两级系统，分别用来处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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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施瓦茨医生的研究，最简单的办法是将人脑想象成一座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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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工厂里都有常规任务，这些任务一经掌握，就不需要多少思考。这些功能被定义得非常明确，运用数量和强度等简单标准就可以对执行这些任务的工人的绩效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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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在人脑中，熟悉的任务不怎么需要有意识的思考，“脑的习惯中心”基底神经节可以对它们进行高效的管理。任何被学习、掌握以及降格为习惯的行为，比如冲澡、早晨往面包上抹黄油、每天开同一部车子顺着同样的路去上班这类常规任务，在人脑中都被“发配”给基底神经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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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座工厂也需要CEO（首席执行官）来执行非常规的任务——承担包括谈判、应对危机、战略规划和其他意外突发事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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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的工作相当于前额叶皮质执行的复杂任务，这一脑区域在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和形成复杂社会结构时飞速增长。人脑的这个区域处理新信息和困难问题，而且和CEO一样，它由于自己的能力而身价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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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指出基底神经节的工作是“为前额叶皮质处理资源腾地方”。所以一旦任务成了习惯性的，大脑就将这些任务交给基底神经节。这就为人脑的CEO前额叶皮质处理不熟悉问题和复杂任务节省了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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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两级系统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机理，施瓦茨以开车为例。学习开车需要很多复杂的认知过程，这些过程很快占用了我们当前的全部短期记忆并要求前额叶皮质全神贯注。所以我们在上完第一节驾驶课后会感觉筋疲力尽，虽然除了刹车和转向我们没耗费任何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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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我们掌握了驾驶技术，情况就完全不同。我们开车的时候会不假思索。我们开车走熟悉的路线根本连想都不用想，还可以奇迹般地避开行人和其他车辆，也不会闯红灯或拐错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一旦开车变得如此驾轻就熟以至于都不用费心思考的时候，它就被交到基底神经节处理，在这里任务是自动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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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变化不断加速，我们要应对的环境越来越陌生和复杂时，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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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每天走不同的路线去上班，周围的建筑都是陌生的。或者难度再大点，试想别人要求你开一辆完全不同类型的车，并且沿途还要在几个不熟悉的地方停留，最后还要准时到达。为了处理这些新信息，我们必须把前额叶皮质完全调动起来。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将任务降格到基底神经节，哪怕这个任务再小。这样一来，不断加剧的复杂性导致前额叶皮质超负荷——相当于让CEO全天分秒必争地解决一个企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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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反射性地以我们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去反对所有事情？原因在于：“反对”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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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罗克（David Rock）和施瓦茨在他们2006年的文章《领导能力的神经科学分析》（The Neuroscience of Leadership）中，观察到“变化是痛苦的”。两位科学家研究了人类对变化了的工作环境的抵制情况：“经理在工作场所中做的很多事情——怎么推销自己的观点、组织会议、管理他人和沟通——都是很常规的事务，以至于都是基底神经节在操纵。想改变任何固有的习惯（或看法）需要做出很大努力，集中注意力。这往往让很多人感觉不适。所以他们尽一切努力反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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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没有就此结束。两位科学家还解释了为什么反对是由恐惧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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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提到牛津大学埃德蒙·罗尔斯（Edmund Rolls）博士的研究，他首次表明我们的设想和实际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成像技术中以显著的光脉冲形式表现出来”。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期情形和实际发生情况之间的差异立刻被前额叶皮质报告为“错误”，而前额叶皮质这个脑区域直接连接着人脑的“恐惧电路”——杏仁核。根据施瓦茨和罗克的研究：“大脑发送有力的信息说明某个事情出错了，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被减弱了。变化本身放大了压力和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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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观察到“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是哺乳动物大脑中最古老的部分”。因此，这种报告我们的预期和实际情况之间出现错误的能力，有助于保证我们的祖先得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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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和罗克的重要研究表明，人类对于复杂的东西存在一种天然的生物障碍。另外，由于“反对”是减少复杂性的有效方法，反对行为愈来愈盛行也就毫不奇怪了。随着复杂性的发展，“反对”程度也随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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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撞上了一个认知门槛，我们就开始一股脑地排斥数据、观点和解决方法，试图错误地让复杂性降低到可控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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