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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纳波利塔诺不是唯一被要求下台的人。媒体又轻率地将矛头指向国家安全总监丹尼斯·C·布莱尔（Dennis C.Blair）。之后，认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应为此负责的博客很快在网络上盛行。有人发现该恐怖分子的父亲曾告诉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他的儿子是个威胁。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将此事报告给了国务卿，但是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拒签该恐怖分子的旅行签证，这再次将希拉里置于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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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候选人：中情局新任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B·亚历山大（Keith B.Alexander）等等。然后迪克·切尼（Dick Cheney）联合共和党右派、纽约参议员彼得·金（Peter King）以及爱荷华州众议员史蒂文·金（Steven King）指责总统因自身原因导致国家安全的失误。奥巴马“对待恐怖主义的低调态度”成了袭击事件死灰复燃的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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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奥巴马最初将安全漏洞诊断为一个系统问题，但是这对于平息公众要追究全部责任人的呼声收效甚微。迫于受到惊吓的呼吁者们的压力，广播和晚间脱口秀节目也和信口开河的政客们站在了一起。大家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到底谁是责任人，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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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题真的是系统性的，那么揪住一两个人的错误不放，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谁能相信撤掉一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随便哪个部门——能让飞机旅行的安全系数增加？或者能让空中袭击事件的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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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性问题难道不能催生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出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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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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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西北航空袭击事件的反应并非反常。事实上，很多人会争辩说，在政治领域里将责任归结到一两个人身上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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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上考虑，他们是对的。“将责任推给别人”解释了这么多复杂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会世世代代沿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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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会发现一个清晰的模式：每当人们解决不了复杂问题时，他们就将责任推到个人身上。事实上问题越大越危险，就越有可能让单独的个人来承担责任。我们的指责对象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有时候还会是宗教领袖。有时候上司、前妻、前夫、律师、邻居、牙医、父母或会计要对我们的麻烦负责。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会残酷无情地指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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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指责个人”，这也是一个超级文化基因。和其他超级文化基因一样，它是面对复杂性和认知门槛的自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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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个人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当领导人解决不了复杂危险的问题时，他们开始将克服这些威胁的责任推给个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人们就不再集中精力、不惜人力物力地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是专注于对个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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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最难对付、最具有威胁性的问题都是系统性的。它是由各种程序、社会制度、法律、技术、行为、价值、信仰、传统和进化局限性交错在一起的无意间产生的副产品。犯罪增长、人口膨胀、生态可持续、经济衰退和恐怖主义泛滥，就是很多未知和已知的力量不断变化、催化和随意作用的结果。就好像一袋子弹珠掉到地板上一样，我们最大威胁背后的原因散落到每个角落，形式不可捉摸，也没有明显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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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复杂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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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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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事实上我们还没开发出高效的程序来思考和解决大量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所以比起被复杂性牵绊得陷入僵局，我们更喜欢比较简单的解释、信仰和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在我们已知的、根深蒂固的复杂问题上指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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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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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国商业偶像罗伯特·哈夫（Robert Half）的话来说：“找个人来顶罪总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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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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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能取得一个可靠的结果，那么把最难应付的问题归咎为个别人不称职，这种诱惑是很难抗拒的。今天，将系统性问题归咎于个人的冲动，这种做法仍然存在且非常盛行。而且这种情况在商业领域和在政治领域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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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美国汽车业危机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它说明了我们这个文明是怎么将巨大的系统性问题转嫁给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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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最大的三家汽车公司濒临破产，企业领导人向国会争取340亿美元的贷款来“重振企业”。汽车制造商对外宣称，如果美国政府不立即提供经济援助，他们不得不削减制造、维修和零部件方面的几千个职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避免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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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反对。毕竟，他们是公开交易的公司，政府没必要插手汽车业的企业事务。被“反对”这种超级文化基因俘获的人们强烈反对政府解困，同时又提不出什么建议来避免汽车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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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个的美国经济就是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大量抵押贷款违约、摇摇欲坠的房市和股市，以及银行系统彻底崩溃，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更糟糕的是，美国还拖了其他工业国家的后腿。每天的新闻都会播报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房屋持有者、商业和华尔街几乎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认真考虑汽车制造商的要求，不管反对的呼声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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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关心经济衰退的美国人一样，我也看了汽车业巨头们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现场陈词。在电视转播听证会之前，每个汽车公司都被要求事先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财务报表、销售预测和贷款还款计划，所以现场问答环节其实并不细致，以至于就像是双方的公关活动。即便如此，观察“反对”和“指责个人”这两个超级文化基因如何影响问题和陈词，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更有趣的还是这出国家大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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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对将纳税人的钱借给私人公司解困以外，国会小组反复指控是汽车业高层自己失去了全球市场份额，并导致公司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实质问题是，国会最想知道：在他们的困境都是咎由自取的情况下，为什么纳税人要解救他们。曾经不可一世的汽车业巨头们突然受到了如此对待：就好像他们是来要钱拯救自家的农场，而不是解救一个百年老产业和美国经济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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