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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名国会议员突然冷不防地问汽车高层们：有多少人是乘坐私人商务机来出席听证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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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们一脸不解的表情。他们不约而同都举起了手并且表现出困惑，不知道这个问题跟他们需要的贷款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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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高层们举手的照片就像病毒一样疯传开来。由于汽车高层乘坐私人飞机来到华盛顿特区这条新闻，所有政客、政治评论员、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记者和公民突然反对帮助那些不像普通人一样乘坐普通客机的，富有的首席执行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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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汽车业的崩溃并不是几个乘坐私人飞机的人造成的。指责这些高层造成了整个市场的颓败毫无道理。然而，将乘坐私人飞机和败家子心态联系起来迅速激化了矛盾。整个国家不再联合起来援助摇摇欲坠的汽车业并阻止几百万人失业，而是将他们的失意与不满集中发泄到三个迷惑不解的汽车业高层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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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3个月之后，通用汽车公司CEO里克·瓦戈纳（Rick Wagoner）成了替罪羊，这早已在预料之中。美国总统辞掉了他，看到一个富有的成功的首席执行官罪有应得，所有美国公民都松了一口气。几乎没有人认为，在全球处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用3个月时间来评估瓦戈纳能否扭转通用汽车的局面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不是关键问题。将汽车业的困境归咎于某个人的罪过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瓦格纳显然是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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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将罪责归咎于某一个人是大快人心的，但事实上，摧毁汽车业的经济衰退势力，和破坏房地产市场、降低大零售商的销售以及冻结全世界信贷和股票市场的是同一股势力。汽车产业本来就被外国竞争、昂贵工会合同、飙升的油价、对抗性关税以及进出口政策削弱了，这些经济衰退势力又给了它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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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认为汽车产业的崩溃是咎由自取，因为它们没有及时开发出节能型汽车，但是如果不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衰退致使购买力下降，汽车业还是有生存下来并扭转局面的机会的。可是比起考虑美国汽车制造业遭遇困境的众多原因，将责任推给个人要简单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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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汽车业高层的错误惩罚态度，几乎让我们拒绝援助汽车业这个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将引发几百万人失业。这就是“指责个人”的问题：虽然短期内是一时痛快，但对于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核心症结却毫无用处。事实上，它往往会加剧我们面临的挑战，对本来就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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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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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集团（AIG）在取得政府贷款后给高层发奖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美国人民也有与上文提到的类似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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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呼吁美国政府解救濒临破产的美国国际集团以前，为管理层发奖金的雇佣合约就已经存在了。尽管如此，这还是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因为他们认为把纳税人的钱给了那些对公司衰败有责任的人。和里克·瓦戈纳一样，人们呼吁美国国际集团新任总裁在国会面前陈词。但是在处理这个事件时，总裁表现得非常聪明，他同意自己在美国国际集团的年薪只有1美元。就凭这一点，他避免了独自承担集团所有困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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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个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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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看待美国国际集团的奖金事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愤怒。太多的美国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攒了一辈子钱的退休人员突然不再有足够的钱退休，人们不得不削减保险金和医药费，并尽量少看医生。家庭开始担心他们是否还有能力送孩子上大学，购买新汽车轮胎，或者还信用卡欠款。在这种环境下，任何意外发财的消息都会引起巨大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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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我们的信仰和个人感情，我们对政府解救企业又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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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联社安妮·舒斯特克（Anne Szustek）的报道，美国国际集团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大约153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当人们发现这笔钱中大约有1.65亿美元将用于给管理层——就是那些我们认为对企业财务问题有“责任”的人——分派奖金时，整个国家怒不可遏。但事实上，虽然这笔备受争议的奖金，引起了包括总统在内的每个人的注意，但它只占美国国际集团贷款总数的大约千分之一。根据这些事实，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这么轻易地搅乱了整个国家，这不禁令人费解。以前我们本来会认为这种事情是“转移注意力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却盲目地争相将整个商业部门的崩溃归因于几个关键人物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自己看作了这些坏蛋的“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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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现在人们普遍将外国的行动归咎于一个名义上的领袖的作为。认为只要撤掉某个领导人，国际冲突就会解决。人们很容易有这种看法。我们想象基地组织的幕后推动者是奥萨马·本·拉登，这促使我们相信只要抓住了本·拉登，基地组织就会缴械投降，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然而事实表明，基地组织是遍布全球、高度自治的潜伏力量。削掉多头龙的一个脑袋不太可能阻止西北航空袭击这类事件的发生，倒是更有可能促使两个脑袋长出来（像希腊神话告诉我们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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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阻止政客们坚持认为，最近朝鲜火箭发射事件的幕后推动力量是金正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关注他像关注电影明星一样，并且恢复贸易通商，他就会放弃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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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相信，中东地区核技术的最大威胁是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要是邻国对他施加足够大的经济压力，他就不会在伊朗建核电站了。然而，年复一年，这些国家继续在和伊朗做生意，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这项技术来实施自己的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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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行事作风不同于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草率地给他们贴上狂人、不道德、误导人或孤陋寡闻的标签，这样一来，我们就将巨大的系统性社会经济问题归咎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了。抓住一个人让他来负责，比对付困扰人类文明几百年的复杂问题要容易得多。我们很容易相信，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改变一个人的看法或除掉他而已。用未经证实的信仰来替代事实，也一样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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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就像汽车高管和美国国际集团总裁一样，只是代表着更宏大的文化意愿。将我们的困境归咎于一个人，就好比因为本地教堂没有停车位而指责教皇一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有多少人当过以色列、伊拉克、也门、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他们中又有谁成功地解决过人类面临的最危险的系统问题？无论谁执政，全球问题还不是在继续恶化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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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年复一年，我们仍将希望寄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和魅力型领导人身上，而领导人之间又互相指责，就好像是对方让社会陷入了系统性困境。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远远超出单个人的解决能力。和我们一样，领导人不具备解决高度复杂问题的生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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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他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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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我指责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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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指责个人”并不仅限于国家领导人和公共企业高管。当一种文明撞上认知门槛，即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认知能力，解决社会难题的责任也被强加到普通民众头上。尽管我们承认，几百万人都遭受同样的折磨，但指责他们一手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比面对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要容易多了。所以诸如肥胖、抑郁和吸毒等最棘手的问题经过重新包装，成了每个人必须克服的个人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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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个人责任的基本原理大致是这样的：作为个体，我们做出选择，这些选择具有某种结果。如果我们选择失误，我们将自食苦果；如果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将事业顺利、爱情美满，并且生活幸福。对行为负责，我们能获得财富和幸福；行为不良，后果则是失败以及接踵而至的绝望。个人问责制成了21世纪的新口号。所有人——自助大师、政客、医生、老师、父母、心理医生、执法者、行政官员等都鼓吹个人责任和自强是解决我们大小困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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