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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170249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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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2009年9月9日，科学界的两位传奇人物，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与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詹姆斯·沃森，和世界著名自然主义者、社会生物学之父E·O·威尔逊在哈佛大学一个隐秘的小剧场同台亮相。80多岁的威尔逊像往常一样身穿宽松运动外套、卡其裤、打着领带，这套装束让他显得精干利落，如同一个研究生。沃森也80多岁了，身穿一套白色亚麻西装，很有美国南方的参议员的派头。当这两位巨头在主持人两边落座时，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满怀期望地猜想下面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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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将近25年的时间里，沃森和威尔逊在生物学领域的争论都是十分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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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沃森将威尔逊的自然历史著作比作“集邮”，从而拉开了争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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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威尔逊反驳说，沃森的研究可能更适合化学系，因为他显然误解了生物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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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随着分子生物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两个科学家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被公众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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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坚持主张应该对微生物研究投入更多的预算和资源。他认为进化生物学陈腐老套，并谴责生态学，宣布只有遗传学才算得上生物学的前沿。威尔逊则奋力反击：在其自传中，威尔逊称沃森为“生物学界的卡里古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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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善。由于两大巨头对生物学未来的论战，生物学被拦腰截断成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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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晚上，情势突然峰回路转，两个人似乎真诚地认可彼此在科学上做出的贡献。威尔逊首先承认，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对彼此都很有利。他认为沃森一直是个可贵的反对者，促使他不断加强自己的研究和方法。当主持人提到他早年对分子生物学的排斥时，威尔逊的回答令人震惊：“我错了。”他耸耸肩，然后解释说，事实证明沃森的研究工作对于进化生物学至关重要：由于DNA的发现，生物学家最终掌握了这个工具，能够对所有物种的进化历程进行追溯，从而排除了很多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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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也赞同威尔逊的观点。在他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分子生物学解释了进化，进化清楚地揭示了分子生物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已经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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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威尔逊和沃森呼吁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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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年岁增长所带来的智慧和宽容，还是科学的自然进程，抑或是威尔逊1998年发表《融会贯通》（Consilience）时对于知识统一的信念，曾经的激烈争论结束了，代之以深切而持久的尊重。那一晚，两个生物学巨匠一起出现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小舞台上，带着揭开地球生命奥秘的共同愿望，两个老朋友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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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看不到事情的全局，尤其当我们一直紧抓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放时。也许刚开始我们不能理解DNA双螺旋会和进化扯上什么关系，反之亦然；也许我们想不明白宗教教义如何能与进化原则兼容；也许起初人们看不到物理学与心理学、心理学与地质学，以及地质学与动物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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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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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沃森和威尔逊在数十年争论之后发现的，那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而只是说明，我们没有发现在更大、更广阔的系统中，它们是可以合作的。有时是由于我们自己目光短浅，但也常常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还不能将那些复杂的联系进行关联。毕竟，我们的理解力具有生物和认知局限性。有时候仅仅是这个全局太大了，我们预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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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穿越的“筒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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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为分散的、易于管理的组成片段，是人脑的一种自然倾向。这种现象有很多表现形式：分立的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学科和宗教派别。随着领域被划分得越来越细，全才被“专家”代替，战略性目标被划分为非常细碎的可测量的小目标，以便将各个小目标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如果总和大于部分，何不直接把总和分解成较小的部分？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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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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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超级文化基因是筒仓式思维：条块分割的思维和行为，阻碍了共同协作，而合作是处理高度复杂问题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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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鼓励拥有共同目标的个人和团体一起合作，筒仓式思维会引起内斗、竞争和分裂。由于筒仓式思维阻止各组织之间共享信息和共同协作，本来就很难获取的复杂信息，变得更加难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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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金西·戈尔曼（Carol Kinsey Gorman）在其文章《破坏商业的“筒仓”》（Tearing Down Business“Silos”）中描绘了筒仓式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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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目睹过筒仓式思维对一个企业所造成的影响：组织被分解为一群彼此孤立的阵营。没有什么动力来共同协作、共享信息或团结一致追求重要的成果。各个群体形成了坚不可摧的边界，使他们之间负责协调工作的人形同虚设。各部门领导只关注自己的日程——往往不惜破坏其余组织的目标。由此产生的关于权力、财务和资源的内部争斗降低了工作效率，阻碍了企业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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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筒仓式思维无处不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不交流，物理系和经济系没来往。环保主义者不去和石油高层交涉，被告不和原告商量。共和党人不理民主党人，医生不搭理保险公司，基地组织谁也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