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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对我族中心主义的讨论中，我提到，如果打算用我们自己社会的标准和价值去评价其他社会的成就，我们将不会达成对那个社会的完满理解。因此，在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概念去对待异国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的时候，这成为一个主要的挑战。起因于这个方案而常常被提及的一个相关难题是翻译：我们如何将一种异域人民对世界的体验方式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尝试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描述别人的社会时，我们如何肯定我们没有误读或歪曲那个社会？以及，浸染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概念和价值观中，我们如何完全肯定，我们彻底理解了异国的社会和文化？这些相关问题对人类学来说是基本的问题，它们将在第十五章被充分论述。现在，我们只将自己限制于这个问题的某些角度的要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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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学科内部，有必要使用一些抽象的术语如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社会控制、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术语对于在学科范围内进行比较来说是必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亲属制度的普遍概念，要对特罗布里恩德人和雅诺马马人（Yanomamö）的亲属系统进行比较如何成为可能？不过，人类学家使用的这些抽象的、技巧上的术语，在我们研究的社会中很少存在，它们构成的是我们的部分世界，而不是他们的。那么，如果人类学的目标是从内部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对一个外国社会来说，用确然不属于他们的术语进行解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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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可能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个表面上似是而非的观点。第一个步骤可能是区分描述和分析。人类学说明中的描述部分通常接近于当地人对世界的概念化，而一个主要的挑战在于把当地的观念转译为人类学家的工作语言。当描述一个社会和文化的生命世界时，人类学家常常诉诸对受访者的直接引用，按其从内部所显示的那样给出对世界的说明。另一方面，分析，通过人类学的比较术语的描述，力图从理论层次上把该社会与其他社会相联系，这样，也就是说，用这个社会本身不存在的概念去描述这个社会：这里的人民有哪一种“亲属制度”？他们如何解决“冲突”？“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是什么样的？“宗教和仪式”的作用是什么？“权力关系”是怎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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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建议的对描述和分析的区别，虽然有帮助，却不是绝对的，尽管描述必然被人类学家所选择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解释所塑造，而且他或她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地道的当地人。此外，很显然，不可能把所有事物都包含在描述中，即使你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对该社会的理解性的说明并且安排了长篇大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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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和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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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靠近一点观察从内部看和从外部看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民族志的描述比其分析与受访者的经验世界离得更近些，因为后者完全是以对文化和社会的一般论述为目标的。这个层次——由该社会本身的成员自己经验和描述的生活——某些时候被称为“主位”观察；与其相对，外部观察者的分析式描述或解释，叫做“客位”观察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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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客位的二分法是由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64，1979）引入人类学的，但是其最先是由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展开（参见Headland et al. 1990），从语言学对音位的和语音的术语进行区分而来，分别指语音之间的客观关系和语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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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观点”是主位，而人类学家的分析视角是客位。但是，尽管人类学家的目标是用受访者的感知方式复制现实，却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结果不可能成为一种主位描述。首先，我们必须经常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而翻译与原样是有区别的。第二，我们使用书写作为复制口述段落的工具，而当它们被转化成书面文字的时候，说话方式的意义有了改变。第三，人类学家永远不可能与他或她所描写的人一模一样。因此，唯一真正可能的人类学主位描述只能是由他们本国的当地人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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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遍的假定是，主位观察是错误的，而客位观察是正确的。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建构问题的方式。问题不在于正确的是“本地人”还是“科学家”，而在于社会科学家有其专业的兴趣，而他们追求的那种洞察力常常与田野点本地人的兴趣是不一致的。有很多种同样正确的方式去描述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你的兴趣决定你的选择。一个关于主位-客位的区别的更深误解是，主位的观念是“具体的”而客位的观念是“抽象的”。这也许是事实，但并非天生正确。正如格尔茨（Geertz 1983）提醒我们的，许多被研究的人民使用高度抽象的或“远离经验的（experience-distant）”概念，如“上帝”、“魔法”、“抵押利息”或“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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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类学研究如果要从根本上有意义，一个必需的条件是，研究者知道当地人所不知道的一些本质情况，他或她必须有能力把当地的现实与具有可比性的概念化指标相联系，展现一个独特社会同时能够让其他社会的特点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从而使我们自己关于社会和文化变化的整体知识体系得到完善。在这点上，有“强的”计划性和“弱的”计划性：一些人类学家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看成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家那样去寻找文化和社会的一般理论和法则，而另一些人类学家则更加强烈地关注于用大量细节阐明某个单一社会的多种维度，质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有效性。不过，无论如何，所有人类学家的共同点是，对人类存在的形式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的兴趣，以及对于人类学有能力对此有所建言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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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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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学或医学等大学科目不同，人类学并不导向某一个特殊职业，很多人类学家在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进行实践活动，只有少数在大学院校中从事教学或做研究。一些人类学家参与公司的发展，更多的人类学家活跃在公共管理机构，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在出版业、私人公司、医院、医药等行业工作。换句话说，这个学科在许多职业活动中都是有用处的。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最强大的职业环境中人类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写作和评论权威文本——专著和论文以及决定职位和制作阅读书目的那些地方，总之，就是该学科被界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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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起于一种特别的社会环境，本身也能够被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提供给学生的知识并不是在一个社会文化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的和实验的方向是通过社会合作、竞争、对个人威望和政治决议的寻求而决定的。从学生这方面来说，为了成功，他们必然要被一种特定的推理模式和写作风格所社会化（参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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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类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文化领域：如同任何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伴随着权力不相称（根据这些线索，可参见布迪厄1988年对学术界的批判），常常指出并批判这个事实的是构成最弱权力团体的学生。1970年代，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学生来说，形成非正式的“反文化”团体因此很常见，在团体中，他们可以分析和批判他们认为在学科中所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缺少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而且，传统人类学缺乏对高压统治和剥削的分析能力。在这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权威受到了挑战。最重要的是，评论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如此亲密，因而它肯定会受到社会的权力利益所影响。第三世界的一些评论宣称：人类学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扩展，它企图通过把非白种人的生活方式并入西方知识体系而征服他们。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知识是如何更新的。在光明正大地寻求知识的时候，那些研究环境基本上能做到无情的自我批评吗（Popper 1968[1959]）？或者，研究环境非常保守，因为每一个新想法都会威胁到它们自身对权威的需求（Kuhn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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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激进学生和其他人对人类学活动的批判，确实有助于该学科的转变，尽管该学科取决于一小撮专业权威精英仍然是事实——也许是必要的。自我反省的意思中最显著的一点可能是：希望将来自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应用于自身状况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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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作为一种社会进程的人类学知识生产有必要再说几句。虽然田野工作被强调为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理解人类学知识的过程主要还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发生。人类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换发生在国际会议、专业杂志、博士论文和书籍中。由于一些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环境中对威望和权力展开角逐，所以在国际人类学界的部分地方可以观察到一种疯狂的出版热，美国格言“出版或毁灭！”在人类学家中和其他学科中同样有效。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科学出版物所标榜的“热爱知识”并不一定是出版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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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类学这门学科是关于理解社会体系和文化变迁的，而不是关于个体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的。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种知识并不是在只有单纯的职业精神的象牙塔中产生的，而是有血有肉、容易犯错的人负责推进分析；而我们号称普遍适用的分析模式，应该在应用于“其他人”的同时，也偶尔应用于我们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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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以后发生在人类学家中间的人口爆炸，也许在人类学出版物中尤为明显，使得单个人要跟进学科内部的每一个发展变得很困难。每年出版的专业杂志和专著的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学科内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通过越来越多的亚学科的发展，例如地区专业化研究、医学人类学、符号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这门学科看起来有分裂的危险。在1940年代，获得该学科的全面见解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大约只有30或40本被提及的经典著作。今天，相关研究的数目是巨大的，专业细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共享的概念核心和一些文化社会体系的共同知识比以往更加重要，如果该学科还想成为一门整体学科的话。本书的目标是呈现——以及批判地交战——这个共同基础的主体，这使得各地人类学家的见多识广的专业交流成为可能，即使他们的专业方向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专业语言，我们将不会拥有一门共同的学科，我们也不能跨越许多专业障碍和正在浮现的各种亚学科交流思想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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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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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d Berreman: Behind Many Marks: Ethnography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a Himalayan Village, Monograph no. 4. Indianapolis, IN: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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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sten Hastrup: A Passage to Anthropology: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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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Kulick and Margaret Wi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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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 Watson, ed.: Being There: Fieldwork in Anthrop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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