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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类学研究如果要从根本上有意义，一个必需的条件是，研究者知道当地人所不知道的一些本质情况，他或她必须有能力把当地的现实与具有可比性的概念化指标相联系，展现一个独特社会同时能够让其他社会的特点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从而使我们自己关于社会和文化变化的整体知识体系得到完善。在这点上，有“强的”计划性和“弱的”计划性：一些人类学家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看成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家那样去寻找文化和社会的一般理论和法则，而另一些人类学家则更加强烈地关注于用大量细节阐明某个单一社会的多种维度，质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有效性。不过，无论如何，所有人类学家的共同点是，对人类存在的形式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的兴趣，以及对于人类学有能力对此有所建言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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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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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学或医学等大学科目不同，人类学并不导向某一个特殊职业，很多人类学家在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进行实践活动，只有少数在大学院校中从事教学或做研究。一些人类学家参与公司的发展，更多的人类学家活跃在公共管理机构，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在出版业、私人公司、医院、医药等行业工作。换句话说，这个学科在许多职业活动中都是有用处的。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最强大的职业环境中人类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写作和评论权威文本——专著和论文以及决定职位和制作阅读书目的那些地方，总之，就是该学科被界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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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起于一种特别的社会环境，本身也能够被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提供给学生的知识并不是在一个社会文化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的和实验的方向是通过社会合作、竞争、对个人威望和政治决议的寻求而决定的。从学生这方面来说，为了成功，他们必然要被一种特定的推理模式和写作风格所社会化（参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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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类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文化领域：如同任何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它伴随着权力不相称（根据这些线索，可参见布迪厄1988年对学术界的批判），常常指出并批判这个事实的是构成最弱权力团体的学生。1970年代，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学生来说，形成非正式的“反文化”团体因此很常见，在团体中，他们可以分析和批判他们认为在学科中所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缺少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而且，传统人类学缺乏对高压统治和剥削的分析能力。在这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权威受到了挑战。最重要的是，评论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如此亲密，因而它肯定会受到社会的权力利益所影响。第三世界的一些评论宣称：人类学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扩展，它企图通过把非白种人的生活方式并入西方知识体系而征服他们。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知识是如何更新的。在光明正大地寻求知识的时候，那些研究环境基本上能做到无情的自我批评吗（Popper 1968[1959]）？或者，研究环境非常保守，因为每一个新想法都会威胁到它们自身对权威的需求（Kuhn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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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激进学生和其他人对人类学活动的批判，确实有助于该学科的转变，尽管该学科取决于一小撮专业权威精英仍然是事实——也许是必要的。自我反省的意思中最显著的一点可能是：希望将来自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应用于自身状况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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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作为一种社会进程的人类学知识生产有必要再说几句。虽然田野工作被强调为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理解人类学知识的过程主要还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发生。人类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换发生在国际会议、专业杂志、博士论文和书籍中。由于一些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环境中对威望和权力展开角逐，所以在国际人类学界的部分地方可以观察到一种疯狂的出版热，美国格言“出版或毁灭！”在人类学家中和其他学科中同样有效。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科学出版物所标榜的“热爱知识”并不一定是出版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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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类学这门学科是关于理解社会体系和文化变迁的，而不是关于个体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的。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种知识并不是在只有单纯的职业精神的象牙塔中产生的，而是有血有肉、容易犯错的人负责推进分析；而我们号称普遍适用的分析模式，应该在应用于“其他人”的同时，也偶尔应用于我们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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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以后发生在人类学家中间的人口爆炸，也许在人类学出版物中尤为明显，使得单个人要跟进学科内部的每一个发展变得很困难。每年出版的专业杂志和专著的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学科内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通过越来越多的亚学科的发展，例如地区专业化研究、医学人类学、符号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这门学科看起来有分裂的危险。在1940年代，获得该学科的全面见解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大约只有30或40本被提及的经典著作。今天，相关研究的数目是巨大的，专业细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共享的概念核心和一些文化社会体系的共同知识比以往更加重要，如果该学科还想成为一门整体学科的话。本书的目标是呈现——以及批判地交战——这个共同基础的主体，这使得各地人类学家的见多识广的专业交流成为可能，即使他们的专业方向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专业语言，我们将不会拥有一门共同的学科，我们也不能跨越许多专业障碍和正在浮现的各种亚学科交流思想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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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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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d Berreman: Behind Many Marks: Ethnography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a Himalayan Village, Monograph no. 4. Indianapolis, IN: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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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sten Hastrup: A Passage to Anthropology: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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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Kulick and Margaret Wi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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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 Watson, ed.: Being There: Fieldwork in Anthrop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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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四章 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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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一种会成长的东西；它不是一出生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经历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某个个体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发生联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之间发生联系，其结果是自我在某个个体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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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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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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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有时会报道一些“丛林孩子”的故事，也就是那些声称在森林或其他类似的野外环境中与世隔绝地生活多年而后被发现的孩子。根据这些故事——基普林关于毛克利（Mowgli）的小说《森林小王子》（The Jungle Book）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是少数没有声明真实性的故事之一）——这些孩子被野兽往往是猴子抚养，因而他们不能与人类交流。通常，“丛林孩子”被认为是揭示了一种类似于动物行为的模式：他们咆哮、害怕人类、不懂人类语言、缺乏餐桌礼仪及其他使人们具有文化规范性的能力。很可能，这种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们是一种人类学的重要洞察力的有用例证，即证明了人类是社会产物的事实，如卡里瑟斯所说，“从幼年开始，人类就把其他人的存在当做是他们环境中的重要特征”（Carrithers 1992，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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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认为的人性其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像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真实的人性起初是通过人类与社会文化世界的斗争而被创造出来的，既不是个体专有的，也不是天赋的。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社会起源：我们怎么穿（就此而言，起码的事实是我们穿了衣服），我们如何通过语言、手势和脸部表情而交流，我们吃什么以及怎么吃……，所有这些能力如此不证自明以至于我们都认为它们是天生就有的，尽管事实上它们都是后天习得的。当然，人也是生物，毫无疑问有其自然需要（如营养和睡眠），但是要通过社会创造的方式，这些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人需要食物才能生长和生存，这是一个生物事实；另一方面，食物的准备和享用总是采用某种文化所决定的方式，且饮食习惯是多种多样的。在我看来很自然的烹饪、调味和成分搭配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你的反感；食物禁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每个社会都有不同——这是一个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话题；高等级的印度教徒从未想过吃肉，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不吃猪肉，一些欧洲人拒绝吃马肉，等等。另一个生物事实是头发长在脑袋上，但是我们对待这个事实的方式是被社会和文化所影响的。我们是否让头发长着、剪去、剃掉、染色、弄卷、拉直、清洗、梳理，取决于我们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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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整体的存在，人们依靠一些共同的社会习俗或行动的潜规则。比如，英国的普遍共识有：人们说英语而不是日语，上公共汽车之前先买票，不能赤身裸体地逛商场，进邻居家之前先按门铃，等等。这类社会习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常被当成是天然存在的。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其他社会而了解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最好是研究那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这些研究会提醒我们：大量关于我们的事实或多或少被我们想当然为天生的，其实却是由社会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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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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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描述了人类存在的一些重要维度。左下格代表了人是一个生物物种，透过这个镜头，通过发现他们共同的生物特点，智慧人（homo sapiens sapiens）的典型特征可能是其消化系统、平均身高和体重、生殖器官和大脑容量。所有人类共同的天生自然倾向，比如语言学习的能力，也属于这一部分。人类学家和其他深受生物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的人认为，人类天生的特质和潜能的目录远比这长得多（Tooby and Cosmides 1992），持相同看法的还有结构主义者。20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大趋向却突出“教养的”多过“天生的”，强调的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通过我们共同的天生器官所创造的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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