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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人类存在的4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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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格描述的是可从生物性角度进行区分的人种之间的差异。直到1930年代或1940年代，人们才普遍认识到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基因差别，即“人种差别”，这可以用来解释某些文化变化。但是，有资料表明，世界上的基因差异只有很微小的比例与我们习惯上认为的人种差别有关（Cavalli-Sforza et al. 1994）。首先，所有人大约有99.8％的基因是相同的，剩下的0.2％中，有85％可以在任何同种同文化的族群内部找到，而“人种的”差别只占这0.2％中的9％，也就是说，在基因物质中还有0.012％的差别。最后，这个“人种的”差别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与物理性质是无关的。比如，许多人类群体在成年以后缺乏乳糖酶，这是消化牛奶所必需的一种酶。根据这个标准，北欧人应该和阿拉伯人以及一些西非人归为一类，比如富拉尼人；而南欧人属于大多数非洲人和东亚人那一边。按照物理性质，将人类区分为不同种族是武断的，从科学上说也是无趣的，因而对人种的研究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而不是文化差异的范围。需要补充的是，许多具有生物学倾向的人类学家现在打着“进化心理学”的旗号（Barkow et al. 1992），他们更容易被人类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所打动。换句话说，达尔文的社会科学并不等价于种族主义者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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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的左上格指的是人类被教化的共同的社会维度，也就是，通过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共同特征。同时，右上格代表的是文化变化。放到一起，这两个维度就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通过展示由不同社会创造的人类品质之间的差别，人类学家常常力图说明：人类存在中有很大的部分是不能完全用生物学解释的，因为不同人群中天生的基因差别是不能解释世界上巨大的文化差异的（Harris 1979）——另一方面，必须谨记的是后一种差异可能会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保持隐蔽的统一性（Brown 1991）。关于人类的潜能有明显的生物学的限度：比如，可能没有社会教育其成员如何飞翔或长生不老，可能也没有社会已经免除了吃喝的需要。此外，人类潜能也有生态学的限度。人类学一般不把解释这些限度看做自己的任务，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的维度，努力阐明人类生活的分散形式中的一致之处和差异之处。尽管如此，人类学和生物学对人类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关系却是展开辩论的好主题。一些生物学家兼人类学家、那些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从根本上总是有其基因的起源的。另一些人，包括大部分人类学家，宁愿相信：人类存在的一些看上去天生就有的维度，比如性别差异，甚至侵略性和其他被普遍认为是基因决定的情绪情感，都应该被理解为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这方面的证据通常包括对那些似乎缺少攻击性的人民的有力解释（如Howell 1989），或者，更加普遍些，是对那些情感表现与人类学家自己的社会从根本上不同的人民进行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Rosaldo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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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他的父亲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遗传学者，因此他本来是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的，但后来却成了一名人类学家（当他在一辆从伦敦开往剑桥的火车上与艾尔弗雷德·哈登会面以后），不过他一生中都保持着对生物学的兴趣。贝特森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论《纳文》（Naven，1958[1936]）是一本非正统著作，谈到关于新几内亚的艾特玛男人通过角色扮演，假装自己是同性恋的一种仪式。后来，贝特森主要写一些短篇论文，涉及各种话题，但是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力求去理解各种想法和背景之间的过程、交流和关系。通过精神分裂症的“双重束缚理论”，贝特森对当代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研究了海豚和精神医院的同住者的交流，他还是控制论的创立者之一。他对人类学在理论和认识论（知识的理论）层次上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心智与自然》（Mind and Nature，1979），是对综合人文思想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思考的高独创性的尝试。贝特森的许多重要论文被收录在《走近精神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许多短文也被收录于他死后出版的《神圣的团结》（A sacred Unity，1991）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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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人类当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同时从人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着手研究。大多数生物学家关心共同点。在把人当做文化产物进行研究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当然，人类学家必然会考虑那些所有人都有的共同点，因为我们已达成共识，所有人都是文化生物以及都与社会习俗有所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人类学家也致力于解释个体差异和那些具有唯一性的独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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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棘手的文化概念，它永远是指某种共同的东西，但这里有两种方式对此进行说明。首先，文化可以指某些普遍共享的东西——所有人类都是经文化教化的这一事实是他们的一种共同品质（图4.1的左上格）。其次，文化也被用来表明是“一”个文化的意思（因此区别于其他文化，这里的文化一词可以变成复数；图4.1的右上格）。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群体差别的一个标记（在那些有文化差别的群体中，可以说），而不是人类共同点的一个标记。文化的这两个含义都是常被使用的——而有时候会有所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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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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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寒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有过一句名言：“语言，是来自外太空的一种病毒。”生物学家声称，尽管伯勒斯的话可能是错的，但是人类语言能力的某些成分与人类和其他物种共享的一些其他进化特征相关。那些被教授过有限数目的单词意义的黑猩猩似乎能够建立一些代表现象分类的抽象概念，比如“小轿车”，而不是仅仅指向某些具体的客体（Lieberma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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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与生物学上的相关物种尤其是类人猿具有一些共同点，但语言文字常常被看做是人类与它们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没有其他物种能近似人类这样用这么多种方式使用有意义的声音，没有其他物种能真正地说话。在人类社会，物体都是经过命名和分类的，人类的行为也是经过命名的，抽象实体比如精神和神灵也是经过命名的。通过语言交流，每个现象的象征意义和语言形式都被长久地固定下来，概念和符号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人们进行思想和行动的一个特殊的文化宇宙，这使语言成为一种文化共相。在语言学和进化论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是关于语言之可能的进化基础。达尔文主义语言学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有力地辩论道，语言在原始人类社会时期应该是经过了一段适应的过程（Pinker 1993；也可参见Dunbar 1999），而世界上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却认为这个观点是纯粹的猜测——他把这个问题当成是一个“秘密（mystery）”而不是一个“谜题（puzzle）”。无论如何，事实可能是：语言是普遍存在的，但同时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显然说着不同的语言，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作为“一种”语言的意思）像文化一样，可被看做是一个描述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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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世界上大多数的基因差别可以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找到，群体内部也存在大量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现在常常被批评为过分强调群体内部的文化和语言的同一性的早期人类学家，倾向于强调传统社会的整合和同一性，认为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享有共同的知识和世界观的基本技能，因此具有相同的语言能力。尽管如此，却有一些资料很好地记录了在一些规模很小的群体中，人们在文化项目、技能和实际的世界观上所存在的重要差别，即使他们共享了重要的文化特征比如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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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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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人类学家现在很少因为某些人民的科技不发达就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接近自然”。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信条之一是：文化是人类基本的发音符号，由全人类共享，而宣称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文化”则是一派胡言。尽管存在不同的方式，所有社会的全体人民在文化上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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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一个相当常见的观点认为，科技不发达的人们对自然过程具有一种直觉的理解，因为他们比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自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通过在我们自己和大自然之间放置厚厚的隔离过滤层——电脑、水泥建筑、高速公路和书籍，现代人已经“使我们自己离开了自然”。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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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刚果的东北部，伊图里（Ituri）森林的“穆布提”（Mbuti）俾格米人是科技不发达的狩猎采集者，以性别、年龄和个人品质为基础形成社会差异（Turnbull 1979[1961]，1983）。他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狩猎：一个人时，就用弓箭，很多人时，就用网。妇女和儿童采集可食用的各种东西，他们的选择很多。在他们看来，食物短缺要归因于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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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布提人以大约20人的规模群居，具有一种分类的亲属制度，即同样的亲属称谓被用来表示不同的（或根本没有）生物关系的个体。等级由性别、年龄和个人威望决定，生命阶段的转换由详细的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来标志。婚礼也是重要的仪式，离婚是不被赞成的。尽管婚外性行为会有发生，但却是不被批准的，调情的行为面临严格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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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都掌握很多不同的生存技巧，大部分都具有文化独特性，是他们说班图语（Bautu-speaking）的近邻所不掌握的，大多数班图人是耕作者。狩猎技巧、制作毒箭和采集蜂蜜的技能属于男人应该掌握的最重要的技术。女人具有关于森林中的各种植物的特殊知识和对它们用途的认识：哪些是可以食用的，哪些具有治疗功效以及哪些可用来编织篮子。所有男人都要加入一个秘密的祭仪莫里莫崇拜（molimo cult），这会使他们获得接近更高力量的特权，在重要的仪式上，会吹起莫里莫喇叭和演出礼仪歌曲。简言之，穆布提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是文化有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比工业社会的人“更加接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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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很明显，他们对周围自然环境所做的改变比那些具有不同生存模式的人——也就是那些耕作者或工业社会的人，所形成的破坏要小得多。他们人口增长缓慢，而且他们没有改变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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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不同的视角，以下结论也是相当有诱惑力的：比起农业社会的人民或巴黎居民，穆布提人更加接近自然。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对森林的深深崇敬为特征：毕竟，他们依赖森林“给予”的东西而生存，他们崇拜森林的精神。相反的是，梅拉索克斯（Claude Meillassoux 1967）写道，在农业耕作者当中存在一种相反的趋势，他们将自然当做敌人。梅拉索克斯引用特恩布尔（Turnbull）的民族志学，认为穆布提人将自然当做一种主体——他们收获自然的产品，从本质上将自然看成朋友——而与他们相邻的农民则将自然看做一种客体——是他们可以连续改造和耕作的对象，而且他们不得不防止诸如野草和狒狒之类的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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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和班图人或法国人一样，穆布提人也尽了很大努力使他们的后代变得与动物或其他部落的人不同：孩子们从刚出生、还未定型的时候就被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转变训练：他们将变成真正的穆布提人，不多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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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自然和两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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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然，人类学有两种主要的观念：外部自然或曰生态系统，内部自然或称人类天性。这两种观念代表文化的两极。有文化的东西总是区别于自然，而且文化总是意味着转变自然的东西，某些时候甚至是否定。列维-斯特劳斯的格言，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区分文化和自然，被很多人类学家所接受（但是也被另外一些人类学家所质疑，参见Descola和Pálsson的相关著作，1996）。有时，我们非人性化的环境显得像是对人类事业的一种主要威胁：它们似乎会破坏我们的庄稼，杀死我们的牲畜，等等。每一个文化事业似乎都暗含着一种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同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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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世界（The S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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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曾经写道，五种感官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迄今为止所有世界历史的产物。尽管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个思路，他却预示了一套常被人类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如何区分跨文化的不同的感官世界，以及由于这些不同会提出怎样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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