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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一个典型的富拉尼人家户（Stenning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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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拉尼家户和牛群彼此是紧密相连的。理想的情况是，牛群应该和家庭以同样的速度成长；每次有一个儿子长到需要牛群的时候，牛群本身也相应地成长到这个地步。不过，现实中却并不都是如此，有很多因素可能会扰乱家户的生存能力。一些是气候和环境因素，另一些与家户的组织特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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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至少需要一些牛群。斯滕宁（Derrick J．Stenning）估算，对于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妻来说，这个最小需求量大约是21头母牛和一头公牛。但是对于一对自己放牧的夫妻来说，还要加上其他所有的工作，这是非常吃力的。在核心家庭发展循环的早期阶段，家户因此简直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家户常常是与男方父亲的家户暂时合并在一起，直到他们的长子到了可以放牧的年龄。在旱季，这种与丈夫父亲的家户联盟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阶段，富拉尼人散布在一大片区域；到了雨季，他们以大型家族集团的形式居住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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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子们长大并且可以贡献劳动力的时候，新家户的情况得到改善。换句话说，家户的生存能力依靠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劳动能力和其他经济资源，特别是牛群和可用的牧场。由此，牛群的规模决定了一个男人能够拥有多少位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反之亦然）。此外，如果一位妻子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孩子，男人可以和她离婚，因为他需要劳动力照顾日益壮大的牛群。因此，富拉尼人家户的女性地位比起男人来更加不确定，男人独自拥有他们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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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也不该过于壮大。一定数量的人可以牧养多少牲畜有个限制，而且，如果一定范围内有太多的牲畜，土地也将会变得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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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拉尼人的婚姻比起工业化社会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制度。配偶具有双边责任，男人必须保证畜群健康成长，而女人必须生育和使孩子社会化。如果他们中的一方疏忽了职责，另一方有权要求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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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拉尼家户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他们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的特有的和标准化的阶段。维持这种家户的艰难艺术在于将劳动力-牛群的关系保持在最低底线以上，特别是在干旱或疾病的困难时期。如果食物短缺，女人可以离婚；如果劳动力（也就是指健康的孩子们）缺乏，男人可以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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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现代社会，家户生存能力也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当一个欧洲人家户因为其负担家计者付不起按揭而解体时，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跌到生存底线以下的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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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矛盾的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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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已知的社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家户的结构会相当稳定，尽管不同的家户形式可能在同一社会并存，而重要的结构变化也可能会导致家户成分的改变。当家户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时，通常暗示了社会组织的其他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社会，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总体上伴随着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转变。在一些社会，比如南部非洲的狩猎采集者桑人，他们的家户结构随着气候和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在旱季，它们是小型而灵活的；在雨季，它们会结合成较大的队伍。这种家户现在被认为是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坦白说，使它团结在一起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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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群岛的小安的列斯群岛是热带岛屿，大部分人口都是来自非洲的在种植园工作的奴隶的后代。他们是基督徒（大部分是天主教），典型的家户结构是核心家庭（参见R．T．Smith 1956；P．J．Wilson 1978）。这个地区的许多村子里，村民们依靠耕作和捕鱼谋生——既为了生存，也为了市场交换——同时还有其他不同形式的工资劳动和小买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西印度群岛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比率很高，许多岛屿上都有过半的家庭有亲戚暂时或永久地住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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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核心家庭被认为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理想模式，在彼得·J．威尔逊（Peter J．Wilson 1978）所研究的岛屿普罗维登西亚（Providencia），却很少有稳定的核心家庭。最有力的社会纽带存在于母亲和儿子之间，许多儿子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母亲。并且许多男女没有结婚而住在一起，许多已婚男人有情妇，而女人常常和不同的男人生孩子。对于女人来说，有了几个孩子以后还留在娘家的家户里，决非罕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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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户稳定性相关联的几个问题可以总结如下：女性对于她所在的家户、她自己的孩子们以及与她保持联系的男人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通常是女性耕作。一个男人，从他的角度说，对他的母亲、妻子、孩子、男性朋友、他孩子们的母亲（们），或许还有他的情妇（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在不同的方面具有这么多的义务，对于男人来说，事实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类社会中最常见的家务冲突直接来自强烈的标准化压力，男人把钱花在家户以外：他的男性朋友、他的母亲和他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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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也有资格对她们的成年儿子感到不满，因为她们严重依赖他们对家户的经济贡献。假如她们的男性家人靠不住，有亲密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以及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并不是由于西印度群岛的男人有某种“不负责任的心理”，更多的是与一些结构性矛盾有关。男人和女人都面临着一些不可协调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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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户和亲属集团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充满矛盾的。在西印度群岛的例子中，这种矛盾被表现为是丈夫-妻子和母亲-儿子之间的冲突，但行动者对家户以外的亲戚具有一些义务几乎总是事实。许多人所在的家户被一些不是他们亲属的人所支配（他们通常是姻亲）。如果一个女人和她丈夫的亲戚住在一起，假如她感到受虐待，她常常有权搬回“家”和她的双亲住。而一个男人，从他的角色出发，他能够为了照顾他的母亲而牺牲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将会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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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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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家户能够做到完全地自给自足。总有一系列问题必须在家户以外得到解决——关于政治、宗教、经济、子女的婚姻和其他一些关乎生存的核心方面。即使是相对自治的富拉尼人家户，也要在政治、宗教和婚姻事务中依靠其他富拉尼人，而且还要依靠非富拉尼人进行贸易。在以强烈的制度性差异为特征的复杂的现代社会，相比而言，家户内所能满足的需求更少。从网络群体到职业市场和街角的咖啡馆，这些社团的成员是许多不同规模的社会网络的参与者；一些微小而紧凑，另一些庞大而松散。然而家户总是与其他家户和存在于一个更高系统层次的社会制度相连，比如那些地方社区或国家政府。在这个阶段，我们将把村子作为一个比家户的规模更高层次的社会系统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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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贡人住在马里共和国（Mali）东南部干旱的大草原上，接近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边界（Beaudoin 1984），游牧的富拉尼人也住在这里。多贡人是不迁徙的农民，他们种植小米、水果和蔬菜。他们住在村子里，这些村子传统上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村子在许多方面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有自己的农民、政治领袖、工匠、田地和公共仪式。通过以下事实可见，这些村子明显处于自治的状态：该地区的政治冲突常常发生在不同的村子之间，起因是对土地权利的不同意见或在几个村子共同的集市上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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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贡村落的居民点按照继嗣从属关系被各自隔开。每个家系都有权利耕作特定的田地，居住在村子的某个特定地点。政治权利在所有家系中得以分配，因此每个家系有一个成员属于长老委员会，这是最高的政治权力机构，其领导者被称为贺贡（hogon）他是祭司兼酋长，并施行宗教权力。长老会几乎每天都要聚会讨论村子的各种由土地争论、遗产情况、和邻村之间发生的纠纷或罪行等引起的问题，以及计划即将到来的宗教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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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村委会和贺贡对各种问题都在高于个体家户的层面以上施加政治权力。（今天，国家制度已逐渐接管了他们的许多传统任务。）他们有权接受村民的礼物，也有义务给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的村民以补偿。贺贡拥有很多权力，和现代社会的政府一样。当法律无效的时候，由贺贡来定罪量刑，他是“总理”和“大主教”，并负责再分配。他从社区成员那里收受的礼物可以看成是税收，他有义务为了公共利益对此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机制也在其他很多社会存在（参见第十二章），它保证了那些不能依靠自身存活的家户仍能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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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贡的村落也是按照家系团结起来的，而不是按照纯粹的政治和司法系统。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的宗教崇拜意义重大，在建立和培育历史持续感上，它被认为是重要的。村子的所有家系都可以提起一个远祖，声称是他找到了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土地被认为是祖先所有所以不能买卖。这样，多贡的村落十分稳定。迁入或移出的移居传统上讲都是不寻常的。这种模式在许多非洲农业人口当中得以蔓延，但是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要归因于殖民主义和国家教育系统的成熟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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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和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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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诺马马人居住在巴西和委内瑞拉边界之间的森林地带附近，他们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村落组织的模式（Chagnon 1983；Lizot 1984）。他们是园艺劳动者，意思是他们从事形式简单的农业，既没有荷重的牲畜，也没有犁，他们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是掘地的棍子。他们的生产形式也可以被归类为“临时性农田耕作”，意思是烧除植被后开出的田地。小块临时性农田在使用一些年之后，土壤可能会变得过于贫瘠以致人们不得不搬迁到新的地方。临时性农田耕作在亚马孙地区、东南亚和美拉尼西亚特别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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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的威胁，雅诺马马人的村子搬迁得相对比较频繁，常会进行长距离迁居。此外，为了接近现时被耕作的菜园，他们也会有短距离的搬迁。在雅诺马马人那里，一个菜园具有4到5年的预期使用期限。换句话说，比起多贡人的村子，他们的村子在物理结构上要短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