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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矛盾的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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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已知的社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家户的结构会相当稳定，尽管不同的家户形式可能在同一社会并存，而重要的结构变化也可能会导致家户成分的改变。当家户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时，通常暗示了社会组织的其他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社会，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总体上伴随着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转变。在一些社会，比如南部非洲的狩猎采集者桑人，他们的家户结构随着气候和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在旱季，它们是小型而灵活的；在雨季，它们会结合成较大的队伍。这种家户现在被认为是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坦白说，使它团结在一起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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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群岛的小安的列斯群岛是热带岛屿，大部分人口都是来自非洲的在种植园工作的奴隶的后代。他们是基督徒（大部分是天主教），典型的家户结构是核心家庭（参见R．T．Smith 1956；P．J．Wilson 1978）。这个地区的许多村子里，村民们依靠耕作和捕鱼谋生——既为了生存，也为了市场交换——同时还有其他不同形式的工资劳动和小买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西印度群岛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比率很高，许多岛屿上都有过半的家庭有亲戚暂时或永久地住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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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核心家庭被认为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理想模式，在彼得·J．威尔逊（Peter J．Wilson 1978）所研究的岛屿普罗维登西亚（Providencia），却很少有稳定的核心家庭。最有力的社会纽带存在于母亲和儿子之间，许多儿子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母亲。并且许多男女没有结婚而住在一起，许多已婚男人有情妇，而女人常常和不同的男人生孩子。对于女人来说，有了几个孩子以后还留在娘家的家户里，决非罕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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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户稳定性相关联的几个问题可以总结如下：女性对于她所在的家户、她自己的孩子们以及与她保持联系的男人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通常是女性耕作。一个男人，从他的角度说，对他的母亲、妻子、孩子、男性朋友、他孩子们的母亲（们），或许还有他的情妇（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在不同的方面具有这么多的义务，对于男人来说，事实上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类社会中最常见的家务冲突直接来自强烈的标准化压力，男人把钱花在家户以外：他的男性朋友、他的母亲和他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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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也有资格对她们的成年儿子感到不满，因为她们严重依赖他们对家户的经济贡献。假如她们的男性家人靠不住，有亲密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以及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并不是由于西印度群岛的男人有某种“不负责任的心理”，更多的是与一些结构性矛盾有关。男人和女人都面临着一些不可协调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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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户和亲属集团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充满矛盾的。在西印度群岛的例子中，这种矛盾被表现为是丈夫-妻子和母亲-儿子之间的冲突，但行动者对家户以外的亲戚具有一些义务几乎总是事实。许多人所在的家户被一些不是他们亲属的人所支配（他们通常是姻亲）。如果一个女人和她丈夫的亲戚住在一起，假如她感到受虐待，她常常有权搬回“家”和她的双亲住。而一个男人，从他的角色出发，他能够为了照顾他的母亲而牺牲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将会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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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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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家户能够做到完全地自给自足。总有一系列问题必须在家户以外得到解决——关于政治、宗教、经济、子女的婚姻和其他一些关乎生存的核心方面。即使是相对自治的富拉尼人家户，也要在政治、宗教和婚姻事务中依靠其他富拉尼人，而且还要依靠非富拉尼人进行贸易。在以强烈的制度性差异为特征的复杂的现代社会，相比而言，家户内所能满足的需求更少。从网络群体到职业市场和街角的咖啡馆，这些社团的成员是许多不同规模的社会网络的参与者；一些微小而紧凑，另一些庞大而松散。然而家户总是与其他家户和存在于一个更高系统层次的社会制度相连，比如那些地方社区或国家政府。在这个阶段，我们将把村子作为一个比家户的规模更高层次的社会系统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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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贡人住在马里共和国（Mali）东南部干旱的大草原上，接近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边界（Beaudoin 1984），游牧的富拉尼人也住在这里。多贡人是不迁徙的农民，他们种植小米、水果和蔬菜。他们住在村子里，这些村子传统上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村子在许多方面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有自己的农民、政治领袖、工匠、田地和公共仪式。通过以下事实可见，这些村子明显处于自治的状态：该地区的政治冲突常常发生在不同的村子之间，起因是对土地权利的不同意见或在几个村子共同的集市上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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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贡村落的居民点按照继嗣从属关系被各自隔开。每个家系都有权利耕作特定的田地，居住在村子的某个特定地点。政治权利在所有家系中得以分配，因此每个家系有一个成员属于长老委员会，这是最高的政治权力机构，其领导者被称为贺贡（hogon）他是祭司兼酋长，并施行宗教权力。长老会几乎每天都要聚会讨论村子的各种由土地争论、遗产情况、和邻村之间发生的纠纷或罪行等引起的问题，以及计划即将到来的宗教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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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村委会和贺贡对各种问题都在高于个体家户的层面以上施加政治权力。（今天，国家制度已逐渐接管了他们的许多传统任务。）他们有权接受村民的礼物，也有义务给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的村民以补偿。贺贡拥有很多权力，和现代社会的政府一样。当法律无效的时候，由贺贡来定罪量刑，他是“总理”和“大主教”，并负责再分配。他从社区成员那里收受的礼物可以看成是税收，他有义务为了公共利益对此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机制也在其他很多社会存在（参见第十二章），它保证了那些不能依靠自身存活的家户仍能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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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贡的村落也是按照家系团结起来的，而不是按照纯粹的政治和司法系统。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的宗教崇拜意义重大，在建立和培育历史持续感上，它被认为是重要的。村子的所有家系都可以提起一个远祖，声称是他找到了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土地被认为是祖先所有所以不能买卖。这样，多贡的村落十分稳定。迁入或移出的移居传统上讲都是不寻常的。这种模式在许多非洲农业人口当中得以蔓延，但是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要归因于殖民主义和国家教育系统的成熟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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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和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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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诺马马人居住在巴西和委内瑞拉边界之间的森林地带附近，他们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村落组织的模式（Chagnon 1983；Lizot 1984）。他们是园艺劳动者，意思是他们从事形式简单的农业，既没有荷重的牲畜，也没有犁，他们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是掘地的棍子。他们的生产形式也可以被归类为“临时性农田耕作”，意思是烧除植被后开出的田地。小块临时性农田在使用一些年之后，土壤可能会变得过于贫瘠以致人们不得不搬迁到新的地方。临时性农田耕作在亚马孙地区、东南亚和美拉尼西亚特别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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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的威胁，雅诺马马人的村子搬迁得相对比较频繁，常会进行长距离迁居。此外，为了接近现时被耕作的菜园，他们也会有短距离的搬迁。在雅诺马马人那里，一个菜园具有4到5年的预期使用期限。换句话说，比起多贡人的村子，他们的村子在物理结构上要短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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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构成方面来讲，雅诺马马人的村子是一个夏波诺（Shabono），指一个单独的、巨大的公共棚屋，总共大约可以庇护到200个人。大多数村民都是亲戚，他们实行的婚姻制度是我们所称做的双边交表婚（参见第八章），意思是一个年轻女性必须与一个男人结婚，而这个男人必须是她母亲的兄弟的儿子同时也是她父亲的姐妹的儿子。他们的亲属称谓是分类的，也就是说，他们使用亲属称呼描述整个类别的人群，从生物意义上说，这些人并不一定有关系（参见第七章和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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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多贡人，雅诺马马人的劳动分工相对简单一些，大致是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最年幼的和最年长的有权不参加劳动，女人主要负责农活，只有男人外出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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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的首领和巫师是村子里的最高权威。这些职务都不是世袭的；他们要通过出色的人品和与他人对权力的角逐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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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劳动分工非常简单，也许每个家户各管各的事情有好处。但是，让雅诺马马人大规模地团结在一起有更加充分的理由。首先，有必须集体完成的任务，比如狩猎和典礼。其次，雅诺马马人定期地卷入与邻村人的世仇中，很自然，当他们经常面对这种情形时，人数众多既更加有力量也会更加安全。雅诺马马人是否如此好战，在人类学家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Lizot 1994）；当前的描述主要基于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的引起争议却很透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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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女人的猎取，在战斗中取得成功的村子因此会得以壮大。当雅诺马马人的村子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它会分裂，一个或几个家系会搬出去，然后在别处建立自己的夏波诺。在这种村庄分裂之前总有一个冲突，但是沙尼翁（Chagnon 1983）认为，在村子至少达到200个居民以前，冲突并不会导致分裂。在冲突之外，一定有另外的原因解释分裂。在这种背景下，沙尼翁认为，按照本例中的劳动分工情况，只有有限数目的人才能按照家族主义原则从政治上被组织起来。他的观点被以下事实所支持：那些村民之间具有更紧密的亲戚关系的村子比那些内部亲属凝聚力较弱的村子更加稳定。在那些稳定的村子里，人们倾向于同时在不同方面相互联系，因为同样的世系之间已经交换了好几代女性，因此他们比那些不太稳定的村子相对具有更强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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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的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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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所有讨论过的社会里的社会组织中，亲属制度中存在一个有特权的方面。在富拉尼人中，父亲-儿子的关系形成了社会组织的中轴，因为父亲要对儿子获得他自己的畜群负责。在普罗维登西亚，母亲-儿子的关系纽带如此强大，以致对核心家庭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多贡人实际上依照亲属制度组织起来，居住地方和土地权力都以家系为结果，每个家系都有一个政治代表，政治权力的分配也是按照亲属制度的线索进行。最后，在雅诺马马人那里，亲属制度是忠诚和归属的主要准则，这个社会的权力持有者从他们的家族那里汲取支持以维持他们的地位。因此，亲属制度在这些（和其他）社会里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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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多贡人的贺贡或雅诺马马人的头领所发挥的作用，常常包括调停不同利益的家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们也负责制定“外交政策”。村子以外没有合法的权威，每个村子成为独立的政治单元。对于村民来说，村子就是宇宙的中心。家庭、生计、童年回忆、身体防御和将来都在于此。（我们应该记住，这里的时态是民族志的现在时。事实上，今天的多贡人和雅诺马马人不可避免都会受到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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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因此会问为什么富拉尼人没有住在村子里。回答是，任何社会的居住模式由多种因素所决定。富拉尼人居住的地方传统上对土地权力较少进行角逐。在撒哈拉沙漠和较为湿润的西非海岸之间的大草原总是人口稀少。富拉尼人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战争的迫切威胁，每个家户都依靠大片放牧地区维生。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够灵活地团结成较大的实体；如雨季就是一个仪式活动密集的时期。事实上，让游牧民执行村子的组织制度，从生态学上来说是损失惨重的，正如某些殖民或后殖民政权试图在非洲国家所做的那样。在第十一章，我们还将会看到，当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时，分散的游牧人民如何能够合并成较大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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