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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观点，有人指出了一些问题。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明显成问题的方面在于：相信对社会结构的描述也许等价于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很好的描述。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将能够指望人们根据一种预先建立的规范和约束系统坚持不懈地从事可预测的行动。任何做过田野调查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打破规则、制造特例、以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解读规范，等等。有一个例子是季节性迁徙放牧的牧养驯鹿的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萨米人（Sami）的居住模式（Pehrson 1964），对于萨米人来说，女人在婚姻中应该加入她丈夫的群体（其技术术语是从夫居［virilocality］）。但是，在现实中，只有大约半数的人这么做了，并且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成为例外。佩尔森（Pehrson）因此得出结论：季节性迁徙放牧的萨米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关于婚后如何居住的规则。拉迪斯拉夫·霍利和米兰·斯达克利科（Ladislav Holy and Milan Stuchlik 1983，p．13）却不赞同，他们宁愿认为，从夫居的规则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萨米人自己说，女人应该加入男人的群体，即使这个规则常被违背。显然这是一种正确观点。在很多社会，性不忠很普遍，即使身在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会同意有一个规则，其大意是这种行为从道德上是令人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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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思（Firth 1951）是马林诺夫斯基以前的学生，他试图通过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加以区别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视角看，结构是规则、习俗、身份和社会制度的既定模式。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被定义为结构的动力学方面；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们实际所做的事：他们在结构框架以内的决定和行动模式。这种区别类似于身份和角色之间的区别，比那种单纯依赖结构的理解更加体谅这个凌乱、没秩序的社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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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思的革新代表了一种对社会过程进行概念化的努力：也就是，社会和社会生活被看做是发生的某事，而非某事是什么。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行动者连续打破他们社会中有效的规则和规范，而是告诉我们规则系统并非详细说明人们是如何行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基督徒如何行动，即使有关于圣经的完美知识，也肯定是不够的。顺便提一句，弗思的模型中所表达的从结构到过程的转移，成为了很久之后人类学理论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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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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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这个术语已经被用了很多次而没有被更进一步地定义。它可以被定义为一套通过互动而定期实现并因此被系统复制的社会关系。社会系统更深入的特征是，一套（或多或少）共享的标准化系统和具有约束力的一套机能；也就是，某种程度的协议或在系统限制之内有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强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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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三个经验层面涉及了社会系统：双边人际关系、家户、村子或地方社区。这些层面真的因此就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吗？如果一个行动者和她的丈夫属于一种关系，与她的家庭是另一种关系，然后与她所在的村子处于第三种关系中，那么这会使她成为三种文化的成员吗？当然不，但是在这三个事实中，她分别激活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而且被卷入的关系的类别也许会有极大的差异。其中有只能和配偶共享的生活方面，也有其他一些其公共性是唯一意义的事件（比如公共仪式）。因此可以这么理解，文化使以下成为可能：对于两个或几个行动者来说能够相互理解。文化不是你有或者你没有的一个“东西”，而谈论共享文化的程度则是靠谱的。类似地，每一个行动者都参与或被整合到社会的好几个不同的系统层次中。一个成人可能是一个核心家庭的成员、一个专业人士、一个政治团体的一员、某个国家的公民。你也可以用更加地理或空间的术语概念化你的“所属层次（levels of belonging）”：你可以属于一个核心家庭、一个邻居社区、一个小镇、一个省和一个国家。也有很多其他描绘社会不同的系统层次的可能的方式，这些系统只有在通过规则互动而维持的程度上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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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现代社会中团体成员概念化的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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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的几个民族志的例子揭示了一些系统层次。在富拉尼人中，雨季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家户、亲属团体和更大的群体，就是在特定境况下而存在的相关而重要的几个系统层次。在加勒比的村子里，对于男性行动者而言，他出生所在的家户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层次。而在多贡人和雅诺马马人那里却正相反，家户、家系和村子似乎是最重要的系统层次。关于许多团体被深刻地整合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系统中这一点，也许可以认为市场和国家是至关紧要的系统层次，虽然亲属关系和其他小型团体在如此复杂的社会中也仍然保持着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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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统层次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方式与哪些人发生关系。简单地说，与之有关的是人们属于哪些群体，以及这些群体的目标是什么。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家的分析兴趣也很重要。你应该将你的研究精力集中在家户、亲属关系、村子、以一个酒吧为中心的关系网或是一个网上闲聊的群、一个贸易联盟、一家工厂还是单一民族国家？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你可以这样开始：找出一个社会的居民怎样涉及他们不同的关系网络；看来对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和谁一起执行各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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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区分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非常重要。社会系统正如社会结构一样的抽象，但它指的是另一种不同的现象。社会系统是行动者之间可描述的成套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结构（通常）指一个社会中各种标准化关系的整体。但是，这两个概念都可以被概念化为社会创造的渠道和人类行动的框架，两者都提供了许多机会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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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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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社会系统定义为一套通过常规互动而生成和再生成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有理由说系统的边界就在互动急剧减少的那些点上。在一个相对闭塞的村庄里，比如殖民时期和前殖民时期的多贡人，认为相关的社会系统终止于村庄的边界是适当的。由村民参与的与外人的互动（传统上）是零星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宗教、家庭生活、政治和生产都在村子的范围以内发生。不过，考虑到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贸易，村子就只能是作为一个亚系统；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系统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一种社会背景或成套的活动而言。如果不记住这一点，描述当代世界中的大多数社会亚系统的边界将会十分困难；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联系着大量的实体，如伊斯兰世界、互联网或全球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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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整合的总体，它也可以从分析的角度被分解成不同的亚系统。在多贡人的村子里，宗教和仪式就是一个这样的亚系统，社会中某些特定的而不是全部的成员参与其中。另一个亚系统，包括了另一批目的不同的行动者，是血族组织；第三个亚系统是家户，等等。这些亚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研究中意义重大，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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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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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网”这个术语近年来进入了许多社会的日常词汇之中。在日常会话中，当人们谈到“我的社会关系网”时，它指的是围绕着自我而展开的一套关系。它也可以被用来指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发生的一些关系，而不必以某个人为中心被组织起来。术语“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意义因此与社会系统的意义发生联系；一般地，我们可能说一个关系网络是依赖个人而存在的，因此是一个不太持久的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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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使用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表达方式的人类学家是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起初他是非洲文化研究者，1950年代在挪威西部的布莱尼斯（Bremnes）做田野调查（Barnes 1990[1954]），因为那个小村子缺少他的非洲研究中惯常出现的那类单侧合作群体，他需要新的分析工具去把握整合机制。一开始，他注意到教区的每个人都属于几个不同的团体：家户、小村子、专业团体等等。为了便于分析，巴恩斯区分了布莱尼斯的三种社会领域。首先是按照地区领域进行描绘，这是通过公共的行政管理分等级地组织起来的。其次是经济领域，由许多相互依靠但形式上又是独立的实体组成，比如渔船、鱼油工厂、杂货店等。这两个领域从时间上来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各个行动者。不过，巴恩斯描绘的第三种社会领域“没有单元或边界，也没有合作组织。它由友人和熟人之间的纽带构成，每个在布莱尼斯成长的人都部分地继承了和很大程度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这种纽带”（1990，p．72）。这些纽带存在于社会同辈之间，而且当行动者改变他们的熟人圈子时会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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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这种社会缺少非洲社会里的那种典型的稳定合作关系，他认为，布莱尼斯社会缺少这种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双系亲属关系系统：把母亲和父亲两边亲戚都计算在内的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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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的堂表兄弟姐妹，有时我们会一起做事；但是他们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却不属于我的堂表兄弟姐妹，依次类推，不确定地……似乎每个人都和很多人有接触，他们有些是直接接触，有些不是。（Barnes 1990，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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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建议叫做社会关系网络的正是这种关系系统。这里应该注意到，关系网通常没有边界和清楚的内部组织，因为任何人都认为他或她自己是这个关系网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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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进一步认为，小型社区和大范围社会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前者的社会关系网比后者的社会关系网更加稠密。当大都市里的两个人第一次会面时，他们很难发现双方有一些共同的熟人；小型社会中则相反，“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认识——通过家族关系、普通朋友、邻居、共同的学校经历、职业生涯和/或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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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的特点之一是短暂和不能长久。这个术语因此最适合描述主要依靠具体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纽带而存在的社会领域或亚系统，当这些个人因为某些原因停止维持关系，该亚系统会发生转变或消失。当研究地点是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系统时，关系网络比起更刚性一些的概念，如“社会结构”，可能是一个更有用处的描述性术语。确实，社会理论家们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1996）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他建议道：当今时代是“信息年代”，总的特征是流动、不稳定和各种移动的边界，所以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网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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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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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说道，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是与“大型社会”相对的“小型社会”。但这里的大和小是以什么作为标准？也许可以看成是依据对社会的复杂程度所做的衡量（参见Barth 1978），社会的大小可以根据该社会复制本身所必需的身份的总数而定。如果我们将雅诺马马人的村子和加勒比的村子进行比较，就会明显发现，后者比前者规模更大。雅诺马马人的社区在规模上较小且劳动分工相对简单。加勒比的村子的劳动分工要复杂些：由于职业的专门化，数量很多的人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村子从本质上与更大范围的系统产生联系（与国家的关系、通过移居与国外发生关系，等等）。如果我们转移到工业社会，规模层次更是巨大：相互依存的关系可能包含了以百万计的人们。如果他们中某些身份的人停止对系统的支持，系统将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如果荷兰所有的巴士司机持续罢工，直接或间接地，这将影响到许多荷兰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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