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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也可以被看做是对相对匿名性的衡量：规模越大，你直接认识的系统的行动者越少。我们现在转向一个例子，它显示了规模这个概念可能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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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诺耶（Case Noyale）是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西南海岸的一个村子（Eriksen 1988），大约700个人居住在这个村里，大约有170户人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捕鱼，不过很多村民有其他工作。一些在附近的糖厂上班，一些是独立的农户，还有一些在5公里之外的旅馆工作，等等。这个村子有一个杂货店、几个小商店、一个邮局和一个小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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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认为凯斯诺耶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社会系统，村子本身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很有限，有专门目标的地方性组织很少。事实上，所有的村民相互之间也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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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将凯斯诺耶看做是一个孤立的小规模的系统，最终的帮助不大。大约20％的成年人在村子外工作，而在村子里工作的一些人（包括天主教牧师和学校教师）住在别的地方；渔民将他们的收获卖给每天开车从镇上来的贩子；村子里的一些青少年在玫瑰丘（Rose-Hill）或夸特波内斯（Quatre-Bornes）的中学读书，那是乘坐巴士约一小时远的路程；村民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接受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学校有国家的资助；杂货店出售的产品大多数是从海外进口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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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草图中可以推断，规模与中介行为的研究高度相关。规模为行动的选择范围设定界限，但同时它也是行动的产物。在凯斯诺耶，第一个去外地读中学的青少年比起他的朋友们，成为了一个更大规模系统的参与者；每当有人在黑河（Rivière Noire）的地区法庭上打官司，比起其他普通人，他或她就激活了一个更高的规模层次。在大多数时候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凯斯诺耶也可以被看成是毛里求斯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学校、公共交通和其他资源设备在国家层次上被组织起来，捕获的鱼最终也是在国家渔业市场上出售），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它也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制糖工业是毛里求斯的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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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社会规模有所建言，有必要谨慎地研究各种社会关系。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哪些任务是社会成员所面对的，哪些选择是他们正在执行的。如果这些任务——生存、社会化、政治、宗教，等等——依靠许多具有不同专门身份的行动者，其被定义的规模要大过那些几乎每个成员都知道几乎所有事情的社会的规模。如我们所见，所有行动者从一个小规模的情境中移到那些较大规模的情境，然后又回来，以每天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规模也是情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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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方性关系网络：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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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一种民族志方法》（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中，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和唐·斯莱特（Don Slater）评论道：互联网超越了诸如地方/全球和小规模/大规模的二元论（Miller and Slater 2000，第一章）。在这里，他们的意思是，即使其参与者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网上社区也能够以亲密的人际关系互动为基础；例如他们的民族志研究的焦点特立尼达人（Trinidadians），就是如此。某种程度上，互联网使用者的民族志研究提出的问题会使人回想起巴恩斯从南部非洲去到布莱尼斯时所面对的那些问题。社区的重力点在哪里？至于互联网，一个类似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网上社区？只有当人们登录的时候，它们才存在，这与地方性社区不同，后者以更加强制性的方式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因此与程度有关：在什么程度上，参与互联网的行为创造了与脱机环境相类似的那些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互联网是一种去中心化、非地方化的“关于各种关系网络的关系网”——按照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的用语，这张关系网似乎是根据一套与其他各种关系网都不同的逻辑而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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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互联网使用者的许多研究都把自身限制在联机研究之内，在这一研究策略可能多方面颇有收获的同时，人类学家可能提出的对研究的质疑需要他们同时收集其他种类的数据。特别地，如果我们打算理解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就需要研究在线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米勒和斯莱特参与了特立尼达人的在线交流，对电脑的使用进行了家户调查，和商人、政客及其他精英进行了结构性访谈，在网上咖啡馆停留，等等——简单地说，为了测评互联网对特立尼达人社会的影响，他们应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他们的有些发现是令人吃惊的。例如，特立尼达人习惯上不对联机生活和脱机生活、“虚拟”和“现实”进行区分；对他们来说，他们所有的行为形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同时，他们在网络上也远非“去领土化”，相反，他们有过度传达（overcommunicate）他们的特立尼达人身份的倾向。互联网确实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身份，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还增强了他们的宗教身份。事实证明，互联网是进行亲密交谈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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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信息技术例如互联网不应该导致我们相信关于它的每一样事都是新的。对互联网使用者的民族志研究也会倾向于询问和那些对地方社区或地方化的城市关系网的研究同样的问题，而且所应用的方法也趋于相近。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记住，信息技术如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卫星电视创造了新的沟通和互动框架。某种程度上，如米勒和斯莱特所说，远/近、小型/大型和地方/全球的二分法被分解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关于地点、义务、网络的边界，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要描述布莱尼斯或凯斯诺耶的边界是困难的，而对互联网进行描绘的困难更大。这是需要今天的人类学家致力于研究的问题，他们可以将技巧用在关系网络的研究上，并对新的领域进行参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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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和栅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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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社会和大型社会之间的区别在社会人类学中仍然被使用着，尽管这种区分是成问题的，因为大多数行动者同时参与大规模的社会领域和小规模的社会领域。毛里求斯的乡村生活并不排除拥有法国的笔友，或与澳洲的旅行者们定期互动，或消费缅甸的稻米，或与外国人类学家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就像德国人也仍然保留着核心家庭和私人友谊的活动一样，有着非常真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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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进行分类的另一种方式是由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1970，1978）提出来的，她关心社会控制的准则超过关心其规模和复杂性。在她的许多关于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她使用了一种沿着两个坐标轴进行的分类方案（图6.2），这两个轴分别被标注为“群体”（group）和“栅极”（grip）。沿着“群体”这个维度，个人和社会可以根据他们的社会内聚力被归类，而“栅极”的维度则描述了共享的分类法或知识，纯粹的个人想法而不是与其他人所共有的，属于零点以下。强群体倾向意味着其他人对个人施加了强烈的压力；强栅极意味着人们在社会水平上被严格分类，只给个人留有很小的个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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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群体和栅极（Douglas 1970，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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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格拉斯的观点，一个“强栅极、强群体”的社会就是福特斯在殖民时期所描述的加纳的塔伦西（Tallensi），“在这里，权利和义务的公共系统用一个完全的身份装备了每一个人，规定他什么时间吃什么，他怎样修饰他的头发，他如何被埋葬或如何出生”（Douglas 1970，p．87）。道格拉斯认为，这样的社会确实是墨守成规者，它们被高度整合，创造了相对于外人的严格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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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社会是“弱栅极，强群体”的类型，道格拉斯通过描述殖民主义晚期的某些中非社会的情形为例证（指1950年代；另参见第十六章）。在这些社会中，人们被置于矛盾的要求之中：他们必须顺从，但也有脱颖而出的冲动。他们被指望耕作祖先的土地，同时也被指望挣钱，后者只能通过移民而获得了。这类社会的内在区别模糊不清，不像前一类型那样具有强烈的“仪式化”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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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Douglas 1970）列举的第三种社会类型被她称为“强栅极”，这一类型的群体内聚力较弱。她认为，这类社会也许更适合用暂时的关系网而非合作群体来进行描述，它们没有首领，也没有严格的边界。不过，她也注意到，社会的意义和分类知识是被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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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栅极”的类型也有另一种变体，可以描述为“大男人系统”（参见第十一章），它从图表的上半部分的左边摇摆到右边。大男人，是一个小型社会中白手起家的首领，他试图对受他统治的人尽可能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是当他的权力发展到引起公众的不满时，大家会把他推到图表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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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属于道格拉斯框架中的什么位置？必须承认，那不过是她简化的说明。现实中，各个社会在图表上都是跨区展开的，因此，比如说一些群体或一些社会语境，可能属于左上位置，而另一些则被归置于右上方。在某些人看来，工业社会是“弱群体，弱栅极”：它们是个人主义的、匿名的，因而其他人很少施加社会控制于自我之上；而且，他们具有本质差异的方式致使人和人之间、社会和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另一个视角也许更支持的是：工业社会因为其国家权力对市民所施加的压力而成为“强群体”。道格拉斯从她的角度暗示，在“某些伦敦人”和穆布提俾格米人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现代的个人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者都暂时被置于竖轴接近零点的位置（用道格拉斯的术语说是“完全的自由”）。一个高度整合的单一民族国家比如冰岛，也许可以呈正方形地放置在图表的上半部分，而松散结合的都市社会（如洛杉矶），将是分散在竖轴的周围，并且——如果社会分裂倾向很强——大部分将会位于该轴的下半部分。有钱的怪人、流浪者和其他“局外人”，比如艺术家，大部分都属于零点以下。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信徒和其他高度整合的群体，如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可以和塔伦西一起被牢固地放在图表的右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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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的框架作为一种工具思考社会中的人类，是非常有益的。它很简单，是非进化论的，在研究内聚力与社会生活的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方面，硕果累累。比如宇宙论，其核心前提是涂尔干的实证主义理论，而道格拉斯就明确宣称，太缺乏共同之处和社会控制太弱的话（换句话说，是一种接近零点的状态）就等同于失范和分裂。当角色分析和规模模型以及社会关系网理论将社会行动者当做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时，道格拉斯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系统方法。这个模型的一种可能的暗示也许在于，没有被完全整合的人是病态的，而社会和符号的整合是每个社会都要努力达成的“目标”。道格拉斯强调，“社会”本身担任着分类工作，虽然人们是单个地与社会发生联系，甚至有人还会创造出自己的私人分类系统，但是从社会学角度说，真正有意义的还是共享的知识和规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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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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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建立者，赫伯特·斯宾塞（他还生造了一个术语叫做“社会结构”）提议，社会关系从总体上应该建立在个人之间的自愿契约之上。斯宾塞是个人主义思想学派的一个早期倡议者，与集体主义者相对。个人主义的思想（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常常与马克斯·韦伯联系在一起，而集体主义思想（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常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相联系。霍利和斯达克利克（Stuchlik）简洁地陈述了这些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之间的不同（1983，p．1），他们认为，人类学家努力探究的是：或研究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做他们做的事，或研究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大多数人类学家可能会坚持说他们两者都研究，但是这两者的视角有很重要的差别。后面的章节里区分了以行动者为中心和以系统为中心的说明，很明显两种方法会导向不同类型的或许是互相补充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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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动者为核心的说明，强调选择、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和个人特性，在1950年代的欧洲社会人类学中显现，作为对当时大行其道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型的批判。结构-功能主义者把社会看做一个综合的整体，所有社会制度“一起运行”，或多或少与身体各部分协调运行的方式类似。个人没有被赋予许多利益，而且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被认为是社会复制本身的过程中的一种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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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能有“需要”和“目标”吗？批评家们反问道，然后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社会不是活的有机体，他们说，社会只是无数的个体行动的任意结果。更进一步，他们指出，描述社会的时候使用生物学的比喻会产生误导。对结构-功能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更是强调社会之所以存在的大部分理由在于互动。所以，规范应该被看做是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Barth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