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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的几个民族志的例子揭示了一些系统层次。在富拉尼人中，雨季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家户、亲属团体和更大的群体，就是在特定境况下而存在的相关而重要的几个系统层次。在加勒比的村子里，对于男性行动者而言，他出生所在的家户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层次。而在多贡人和雅诺马马人那里却正相反，家户、家系和村子似乎是最重要的系统层次。关于许多团体被深刻地整合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系统中这一点，也许可以认为市场和国家是至关紧要的系统层次，虽然亲属关系和其他小型团体在如此复杂的社会中也仍然保持着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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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统层次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方式与哪些人发生关系。简单地说，与之有关的是人们属于哪些群体，以及这些群体的目标是什么。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家的分析兴趣也很重要。你应该将你的研究精力集中在家户、亲属关系、村子、以一个酒吧为中心的关系网或是一个网上闲聊的群、一个贸易联盟、一家工厂还是单一民族国家？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你可以这样开始：找出一个社会的居民怎样涉及他们不同的关系网络；看来对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和谁一起执行各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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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区分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非常重要。社会系统正如社会结构一样的抽象，但它指的是另一种不同的现象。社会系统是行动者之间可描述的成套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结构（通常）指一个社会中各种标准化关系的整体。但是，这两个概念都可以被概念化为社会创造的渠道和人类行动的框架，两者都提供了许多机会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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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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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社会系统定义为一套通过常规互动而生成和再生成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有理由说系统的边界就在互动急剧减少的那些点上。在一个相对闭塞的村庄里，比如殖民时期和前殖民时期的多贡人，认为相关的社会系统终止于村庄的边界是适当的。由村民参与的与外人的互动（传统上）是零星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宗教、家庭生活、政治和生产都在村子的范围以内发生。不过，考虑到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贸易，村子就只能是作为一个亚系统；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系统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一种社会背景或成套的活动而言。如果不记住这一点，描述当代世界中的大多数社会亚系统的边界将会十分困难；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联系着大量的实体，如伊斯兰世界、互联网或全球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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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整合的总体，它也可以从分析的角度被分解成不同的亚系统。在多贡人的村子里，宗教和仪式就是一个这样的亚系统，社会中某些特定的而不是全部的成员参与其中。另一个亚系统，包括了另一批目的不同的行动者，是血族组织；第三个亚系统是家户，等等。这些亚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研究中意义重大，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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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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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网”这个术语近年来进入了许多社会的日常词汇之中。在日常会话中，当人们谈到“我的社会关系网”时，它指的是围绕着自我而展开的一套关系。它也可以被用来指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发生的一些关系，而不必以某个人为中心被组织起来。术语“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意义因此与社会系统的意义发生联系；一般地，我们可能说一个关系网络是依赖个人而存在的，因此是一个不太持久的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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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使用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表达方式的人类学家是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起初他是非洲文化研究者，1950年代在挪威西部的布莱尼斯（Bremnes）做田野调查（Barnes 1990[1954]），因为那个小村子缺少他的非洲研究中惯常出现的那类单侧合作群体，他需要新的分析工具去把握整合机制。一开始，他注意到教区的每个人都属于几个不同的团体：家户、小村子、专业团体等等。为了便于分析，巴恩斯区分了布莱尼斯的三种社会领域。首先是按照地区领域进行描绘，这是通过公共的行政管理分等级地组织起来的。其次是经济领域，由许多相互依靠但形式上又是独立的实体组成，比如渔船、鱼油工厂、杂货店等。这两个领域从时间上来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各个行动者。不过，巴恩斯描绘的第三种社会领域“没有单元或边界，也没有合作组织。它由友人和熟人之间的纽带构成，每个在布莱尼斯成长的人都部分地继承了和很大程度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这种纽带”（1990，p．72）。这些纽带存在于社会同辈之间，而且当行动者改变他们的熟人圈子时会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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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这种社会缺少非洲社会里的那种典型的稳定合作关系，他认为，布莱尼斯社会缺少这种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双系亲属关系系统：把母亲和父亲两边亲戚都计算在内的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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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的堂表兄弟姐妹，有时我们会一起做事；但是他们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却不属于我的堂表兄弟姐妹，依次类推，不确定地……似乎每个人都和很多人有接触，他们有些是直接接触，有些不是。（Barnes 1990，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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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建议叫做社会关系网络的正是这种关系系统。这里应该注意到，关系网通常没有边界和清楚的内部组织，因为任何人都认为他或她自己是这个关系网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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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进一步认为，小型社区和大范围社会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前者的社会关系网比后者的社会关系网更加稠密。当大都市里的两个人第一次会面时，他们很难发现双方有一些共同的熟人；小型社会中则相反，“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认识——通过家族关系、普通朋友、邻居、共同的学校经历、职业生涯和/或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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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的特点之一是短暂和不能长久。这个术语因此最适合描述主要依靠具体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纽带而存在的社会领域或亚系统，当这些个人因为某些原因停止维持关系，该亚系统会发生转变或消失。当研究地点是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系统时，关系网络比起更刚性一些的概念，如“社会结构”，可能是一个更有用处的描述性术语。确实，社会理论家们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1996）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他建议道：当今时代是“信息年代”，总的特征是流动、不稳定和各种移动的边界，所以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网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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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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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说道，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是与“大型社会”相对的“小型社会”。但这里的大和小是以什么作为标准？也许可以看成是依据对社会的复杂程度所做的衡量（参见Barth 1978），社会的大小可以根据该社会复制本身所必需的身份的总数而定。如果我们将雅诺马马人的村子和加勒比的村子进行比较，就会明显发现，后者比前者规模更大。雅诺马马人的社区在规模上较小且劳动分工相对简单。加勒比的村子的劳动分工要复杂些：由于职业的专门化，数量很多的人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村子从本质上与更大范围的系统产生联系（与国家的关系、通过移居与国外发生关系，等等）。如果我们转移到工业社会，规模层次更是巨大：相互依存的关系可能包含了以百万计的人们。如果他们中某些身份的人停止对系统的支持，系统将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如果荷兰所有的巴士司机持续罢工，直接或间接地，这将影响到许多荷兰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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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也可以被看做是对相对匿名性的衡量：规模越大，你直接认识的系统的行动者越少。我们现在转向一个例子，它显示了规模这个概念可能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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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诺耶（Case Noyale）是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西南海岸的一个村子（Eriksen 1988），大约700个人居住在这个村里，大约有170户人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捕鱼，不过很多村民有其他工作。一些在附近的糖厂上班，一些是独立的农户，还有一些在5公里之外的旅馆工作，等等。这个村子有一个杂货店、几个小商店、一个邮局和一个小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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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认为凯斯诺耶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社会系统，村子本身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很有限，有专门目标的地方性组织很少。事实上，所有的村民相互之间也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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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将凯斯诺耶看做是一个孤立的小规模的系统，最终的帮助不大。大约20％的成年人在村子外工作，而在村子里工作的一些人（包括天主教牧师和学校教师）住在别的地方；渔民将他们的收获卖给每天开车从镇上来的贩子；村子里的一些青少年在玫瑰丘（Rose-Hill）或夸特波内斯（Quatre-Bornes）的中学读书，那是乘坐巴士约一小时远的路程；村民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接受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学校有国家的资助；杂货店出售的产品大多数是从海外进口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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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草图中可以推断，规模与中介行为的研究高度相关。规模为行动的选择范围设定界限，但同时它也是行动的产物。在凯斯诺耶，第一个去外地读中学的青少年比起他的朋友们，成为了一个更大规模系统的参与者；每当有人在黑河（Rivière Noire）的地区法庭上打官司，比起其他普通人，他或她就激活了一个更高的规模层次。在大多数时候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凯斯诺耶也可以被看成是毛里求斯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学校、公共交通和其他资源设备在国家层次上被组织起来，捕获的鱼最终也是在国家渔业市场上出售），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它也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制糖工业是毛里求斯的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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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社会规模有所建言，有必要谨慎地研究各种社会关系。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哪些任务是社会成员所面对的，哪些选择是他们正在执行的。如果这些任务——生存、社会化、政治、宗教，等等——依靠许多具有不同专门身份的行动者，其被定义的规模要大过那些几乎每个成员都知道几乎所有事情的社会的规模。如我们所见，所有行动者从一个小规模的情境中移到那些较大规模的情境，然后又回来，以每天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规模也是情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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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方性关系网络：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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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一种民族志方法》（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中，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和唐·斯莱特（Don Slater）评论道：互联网超越了诸如地方/全球和小规模/大规模的二元论（Miller and Slater 2000，第一章）。在这里，他们的意思是，即使其参与者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网上社区也能够以亲密的人际关系互动为基础；例如他们的民族志研究的焦点特立尼达人（Trinidadians），就是如此。某种程度上，互联网使用者的民族志研究提出的问题会使人回想起巴恩斯从南部非洲去到布莱尼斯时所面对的那些问题。社区的重力点在哪里？至于互联网，一个类似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网上社区？只有当人们登录的时候，它们才存在，这与地方性社区不同，后者以更加强制性的方式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因此与程度有关：在什么程度上，参与互联网的行为创造了与脱机环境相类似的那些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互联网是一种去中心化、非地方化的“关于各种关系网络的关系网”——按照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的用语，这张关系网似乎是根据一套与其他各种关系网都不同的逻辑而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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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互联网使用者的许多研究都把自身限制在联机研究之内，在这一研究策略可能多方面颇有收获的同时，人类学家可能提出的对研究的质疑需要他们同时收集其他种类的数据。特别地，如果我们打算理解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就需要研究在线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米勒和斯莱特参与了特立尼达人的在线交流，对电脑的使用进行了家户调查，和商人、政客及其他精英进行了结构性访谈，在网上咖啡馆停留，等等——简单地说，为了测评互联网对特立尼达人社会的影响，他们应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他们的有些发现是令人吃惊的。例如，特立尼达人习惯上不对联机生活和脱机生活、“虚拟”和“现实”进行区分；对他们来说，他们所有的行为形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同时，他们在网络上也远非“去领土化”，相反，他们有过度传达（overcommunicate）他们的特立尼达人身份的倾向。互联网确实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身份，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还增强了他们的宗教身份。事实证明，互联网是进行亲密交谈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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