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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格拉斯的观点，一个“强栅极、强群体”的社会就是福特斯在殖民时期所描述的加纳的塔伦西（Tallensi），“在这里，权利和义务的公共系统用一个完全的身份装备了每一个人，规定他什么时间吃什么，他怎样修饰他的头发，他如何被埋葬或如何出生”（Douglas 1970，p．87）。道格拉斯认为，这样的社会确实是墨守成规者，它们被高度整合，创造了相对于外人的严格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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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社会是“弱栅极，强群体”的类型，道格拉斯通过描述殖民主义晚期的某些中非社会的情形为例证（指1950年代；另参见第十六章）。在这些社会中，人们被置于矛盾的要求之中：他们必须顺从，但也有脱颖而出的冲动。他们被指望耕作祖先的土地，同时也被指望挣钱，后者只能通过移民而获得了。这类社会的内在区别模糊不清，不像前一类型那样具有强烈的“仪式化”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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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Douglas 1970）列举的第三种社会类型被她称为“强栅极”，这一类型的群体内聚力较弱。她认为，这类社会也许更适合用暂时的关系网而非合作群体来进行描述，它们没有首领，也没有严格的边界。不过，她也注意到，社会的意义和分类知识是被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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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栅极”的类型也有另一种变体，可以描述为“大男人系统”（参见第十一章），它从图表的上半部分的左边摇摆到右边。大男人，是一个小型社会中白手起家的首领，他试图对受他统治的人尽可能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是当他的权力发展到引起公众的不满时，大家会把他推到图表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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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属于道格拉斯框架中的什么位置？必须承认，那不过是她简化的说明。现实中，各个社会在图表上都是跨区展开的，因此，比如说一些群体或一些社会语境，可能属于左上位置，而另一些则被归置于右上方。在某些人看来，工业社会是“弱群体，弱栅极”：它们是个人主义的、匿名的，因而其他人很少施加社会控制于自我之上；而且，他们具有本质差异的方式致使人和人之间、社会和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另一个视角也许更支持的是：工业社会因为其国家权力对市民所施加的压力而成为“强群体”。道格拉斯从她的角度暗示，在“某些伦敦人”和穆布提俾格米人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现代的个人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者都暂时被置于竖轴接近零点的位置（用道格拉斯的术语说是“完全的自由”）。一个高度整合的单一民族国家比如冰岛，也许可以呈正方形地放置在图表的上半部分，而松散结合的都市社会（如洛杉矶），将是分散在竖轴的周围，并且——如果社会分裂倾向很强——大部分将会位于该轴的下半部分。有钱的怪人、流浪者和其他“局外人”，比如艺术家，大部分都属于零点以下。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信徒和其他高度整合的群体，如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可以和塔伦西一起被牢固地放在图表的右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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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的框架作为一种工具思考社会中的人类，是非常有益的。它很简单，是非进化论的，在研究内聚力与社会生活的其他维度之间的关系方面，硕果累累。比如宇宙论，其核心前提是涂尔干的实证主义理论，而道格拉斯就明确宣称，太缺乏共同之处和社会控制太弱的话（换句话说，是一种接近零点的状态）就等同于失范和分裂。当角色分析和规模模型以及社会关系网理论将社会行动者当做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时，道格拉斯的研究揭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系统方法。这个模型的一种可能的暗示也许在于，没有被完全整合的人是病态的，而社会和符号的整合是每个社会都要努力达成的“目标”。道格拉斯强调，“社会”本身担任着分类工作，虽然人们是单个地与社会发生联系，甚至有人还会创造出自己的私人分类系统，但是从社会学角度说，真正有意义的还是共享的知识和规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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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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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建立者，赫伯特·斯宾塞（他还生造了一个术语叫做“社会结构”）提议，社会关系从总体上应该建立在个人之间的自愿契约之上。斯宾塞是个人主义思想学派的一个早期倡议者，与集体主义者相对。个人主义的思想（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常常与马克斯·韦伯联系在一起，而集体主义思想（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常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相联系。霍利和斯达克利克（Stuchlik）简洁地陈述了这些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之间的不同（1983，p．1），他们认为，人类学家努力探究的是：或研究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做他们做的事，或研究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大多数人类学家可能会坚持说他们两者都研究，但是这两者的视角有很重要的差别。后面的章节里区分了以行动者为中心和以系统为中心的说明，很明显两种方法会导向不同类型的或许是互相补充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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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动者为核心的说明，强调选择、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和个人特性，在1950年代的欧洲社会人类学中显现，作为对当时大行其道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型的批判。结构-功能主义者把社会看做一个综合的整体，所有社会制度“一起运行”，或多或少与身体各部分协调运行的方式类似。个人没有被赋予许多利益，而且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被认为是社会复制本身的过程中的一种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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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能有“需要”和“目标”吗？批评家们反问道，然后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社会不是活的有机体，他们说，社会只是无数的个体行动的任意结果。更进一步，他们指出，描述社会的时候使用生物学的比喻会产生误导。对结构-功能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更是强调社会之所以存在的大部分理由在于互动。所以，规范应该被看做是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Barth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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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主义者的功能概念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早在1936年，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已经写道，“功能”一词是数学的表达，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地位（Bateson 1958[1936]）。后来的评论认为（Jarvie 1968），功能主义者的说明是循环的，因为前提中就包含了结论。既然被观察的事实都被假定为是“有功能的”，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需要做的就只是找出它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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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的维系有一定的作用，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要维系下去的部分。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既定的社会产生了一神教或巫术制度，或为什么某些社会是父系的，而另一些社会是母系的。也就是说，结构功能主义承诺要解释文化多样性，但是却只成功地描述了制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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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利奇（Edmund Leach 1954）指出，从结构-功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社会毫无疑问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稳定。他对上缅甸的克钦人的政治分析揭示了一个轮转的系统，那里的政治制度正是在自身的结构当中携带了自我毁灭的细菌。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远非有功能的。在强调稳定也强调变化和过程的当代人类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不是一种可选择的研究策略，但它的影响仍在继续，尤其是在强调社会的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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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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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行动者做出决定，同样明显的是，社会在变化。但是，行动者不能完全依自己的幻想去行动：对他们的行动有结构性前提的限制。有些现象不能被想象成是纯粹的个人产物，而是与生俱来的集体现象。宗教在这种语境中常被提及，语言也是。两者都不能被看做是个人的产品：相反，宗教、语言和道德是个人产物的社会前提。强调个人对社会形成的作用的人类学家会回答：道德、语言和宗教当然存在，但它们无助于我们预测行为，而且它们也不能被想当然。它们是变化的：我们必须观察人们实际在做的事，以及人们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为了理解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们随着时间会维持或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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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对比似乎有点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顺序问题。个人在许多方面都被看做是社会的产物，但也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社会。所以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在两种视角之间做清楚的区别，并力图将它们看做是互补的。个人或社会，谁缺少了对方都将无法被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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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79，1984）通过他的结构化的一般理论，尝试调和社会生活中的这两种主要维度、行动力和结构。他设定要解决的问题与本章前几个部分已经用不同方式提出的问题相同：一方面，人们主观故意地选择他们的行动，并尽最大努力去实现目标，也就是过上好日子（尽管人类学家可能会插话说，在什么被认为是好日子这一点上，有着意义重大的文化差别）。另一方面，人们确实也是在压力下行动，这些压力在不同的人、语境和社会之间有所不同，并对他们做出自由选择有所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行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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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用以解决这个悖论的非常概括的方案可以用他的结构二重性来总结。他写道：社会结构必须同时被理解为行动的必要条件和作为行为整体的累积结果。社会只有作为互动时才存在，但同时，社会必须在互动有意义时才存在。这个模型结合了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和社会的方面，至少在一种概念的水平上是这样。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研究的艺术大部分由这两个水平的相互联系而构成。他的模型及有关其他模型（有许多种），试图调和自由自愿的行动和系统内聚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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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杰和托马斯·勒克曼（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1967）涉及了许多和吉登斯同样的问题，从舒茨（Alfred Schutz）的社会现象学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那里汲取了灵感，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人们从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预先存在的世界，而他们通过行动再创造了这个世界。此外，伯杰和勒克曼强调了每个新的行动都更改了行为环境的方式（吉登斯称之为行为的递归特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人与河同时都已经改变了；伯杰和勒克曼会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两次采取同一个行动，因为第一次行动将会轻微地改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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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视角，社会系统，或结构，由持续不断的互动构成，但也由已冻结的行动构成。社会制度和物质结构，如建筑和科技，都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不过，它们是以一种客观形式存在并呈现为一种确定的、人们在其基础上采取行动的理所当然的事物：它们决定了行动力的环境。伯杰和勒克曼认为，这样，社会的制度化产生了并且社会成为一种对个人意识施加力量的客观现实，尽管社会本身也是主观行动的产物。由此，他们回答了他们自己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现存的人类行动（一种进程）如何能够产生出一个由“各种事物”（社会结构和物质客体）构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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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罗伯所说的珊瑚礁的自我再生产那样，通过每个新的事件而轻微地调整它自己，人类行动在自我再生产并改变社会的时候，也与更早发生的人类行动相关。新的行动并不是更早期行动的机械复制，但同时它们要依赖更早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决定了下一个行动从哪里开始，而不是在哪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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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杰和勒克曼的有影响力的视角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冷冻的”社会生活的观点相一致；他曾经写道：死的（劳动）抓住了活的（劳动）。人类行动有创造力的方面被沉淀为死的物质，如建筑物、工具或习俗。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永久形成因此可被看成是：持续不断的人类行动和限制选择效果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内在张力，在固定的（结构、制度）和流动的（过程、运动）之间的一种固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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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和知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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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可以通过互动的持久系统被描绘，也可以通过随着时间变化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的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被呈现，尽管其边界和持续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一体化的一种相关特性与知识和习得技巧有关，更强调的是文化特性而不是社会特性。多年来，人们普遍假定社会成员（至少是小型社会的成员）具有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世界观，然而，详细的民族志证据和来自不同阵营的批评声音（为了简短地表达，它们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揭示了知识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同一社会的成员未必都具有同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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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多大程度上在社会内部被共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引起了大量激烈的辩论，其中一些明显地基于误解：所以让我们从开头讲起，为什么在一个水平上共享并不意味着必然在另一个水平上也是共享的。社会可以呈现为模式化的或是混乱无序的，依据所应用的分析视角和基于经验的关注点。例如，语言从定义上说，就是由一个语言社区的成员所共享的，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语言的掌握都同样出色。实际上，演说技巧在许多社会中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语言技巧的不平等分布及其在社会中的权力后果，以一种极简单而有教益的方式通过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 1972）和拉波夫（William Labov 1972）的著作得到了表现，他们是两位社会语言学家。简单地说，伯恩斯坦力图证明，在英国，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总体上比中产阶级的孩子获得更差的学校教育。他发现，比起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的家庭所习得的语言与学校所使用的标准版本不太一致。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编码，即“标准英语”，因此与中产阶级的阶层语言相一致。同时，拉波夫证明，对美国黑人孩子的研究显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语言差异比较中，黑人孩子的语言并不呈现为较低的“认知复杂性”，而是他们进行复杂表述的方式不同于主流的习惯用语，从而削弱了他们在学校的地位。在拉波夫的研究中，学校中受欢迎的语言编码，并不比黑人的社会语言“更加精密”，而是有一套隐藏的机制支持了白人中产阶级长久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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